梁耀

　　学者们认为： 孩童成长至七岁时，已经达到了成年人智商和思维水准的百分之八十七。

　　在我刚满6岁的1965年，进入古定小学读书，其时正是批判三家村的历史关口，但小学里还未漾起政治涟漪。学校这部列车还在按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惯性向前滑行，直至此后一年的五月份才调换前进的航向。

　　记得1965年底，父母带我去看电影，放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的黑白故事片《瞎子和他的带路人》，画面及音乐令我恐怖，我想逃。而几天后，二舅带我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美妙音乐通过电影院的低音音箱振动着影院的所有空气，我激动和亢奋，头皮因之发麻。儿童也善激动。

　　小学二年级之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如火如荼，社会的主课是阶级斗争，我们的主课是语文、算术、手工、体育等。而还有两门课没有标在课程表上：一是“现代中国语文”，二是“革命文艺”，这其实是集体无意识状态下的副产品。

　　“现代中国语文”通过学校老师指定背诵的伟人文章和语录而进行，也通过观看大街上的大字报而温习。我对大字报的语法不甚了了，但觉得那些排比句、对仗句煞是有趣，对“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和“伪装应当剥去，鱼目岂能混珠？”这种大字报题目久久注视。有些字眼则难解其意，如《新时代的“哥达纲领”批判》。再者，语录本后部分是伟人的诗词，令童年的我着迷。先是喜读“山，快马加鞭未下鞍……”之类，及至长大一些 ，方知“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这种意境之优美而引人入胜。

　　伟大领袖的现代语文也十分了得，无怪乎胡适博士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得意地宣称：“他是我最好的学生。”                                                             

　　这就是六、七十年代，我们的启蒙时期。当时课堂授受是松散的，家庭作业很少，这种教育体制看来也不错：我们能够浏览杂书和禁书，串门，观戏，瞎聊，打发又宽余又无聊的日子。精力过剩，充满幻想，可资思维的时间甚多。

　　“革命文艺”这一课上的最长最久，没有上课下课之分，电台，广播，街头宣传队乃至学校里最精英的老师和学生组成的文艺宣传队演出。我们小学，1965，1966年排练的是“红区组舞”，柔美中尤见力度，使孩童们无端感动。歌曰：“天上的北斗星最明亮，茅坪河的水啊闪银光……”而今忆起，竟有汉代乐府诗之韵，甚至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之类颇有神似。

　　1966年至1967年，“封资修 ”文艺已遭灭顶 。但铁幕亦会掀开一小角。苏联的革命电影《列宁在1918》上映，此片在表现狂飙突进的同时，却有大段大段篇章再现了莫斯科大剧院上演的《天鹅湖 》，乐、舞均非同一般，足以颠倒众生。许多年后我才得知，领舞者竟是伟大的乌兰诺娃。

　　1968年初，我们小学部及初中部排演《白毛女》全剧，居然用乐队伴奏，伴唱者正是我57班班主任黄佩兰，她当时年方二十三，其声和美且婉转有致。歌曰：“看眼前，是何人？又面熟来又面生，是谁？是谁？他好像是亲人，他好像是，他，他是大春！”这样的歌词，既激情，又独特。现在看来，十足的后现代风格。

　　我校这台演出已走向社会，在“人民大戏院”时有演出，也到农场库区工厂部队亮相，粉丝甚众。

　　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新闻简报》，报道了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应周总理之邀请来华演出《白毛女》，与中国版本大异其趣。看哪，大春对喜儿是托举了又托举，引起包场观看的我们阵阵哄堂大笑。

　　当人们尚还津津乐道于从喜儿渡换到白毛女的过程中用过几人替身的时候，1970年夏，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彩色电影——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小城上映，万人为之空巷，我也全情投入。第一场中清华和老四的双人舞，看得我血脉贲张。可以想见，当时作为青少年的我们，能够反复地接受这种纯艺术的地毯式轰炸，经受这种芭蕾和交响乐大幅度全方位的艺术熏陶，幸甚。该剧众多艺术家，令人景仰，如主角薛菁华，刘庆裳，饰演老四的万琪武，饰演连长的宋琛琛，饰演女战友的赵汝衡，饰演小战士的蔡国波，作曲家吴祖光、杜鸣心，舞美设计马运洪，还有编舞蒋祖慧、李承祥。

　　初中一年级的1971年，适逢林彪出事，邓副主席第二次复出，他抓生产和教育，故而我等能够恶补文化，包括外语。1973年，顺利考上创建于慈禧太后时代的名校玉林高中。

　　编班时将我编入了文艺专长班，班主任陈国琏老师兼抓中学文艺队 ，他让我负责舞台美术。1974年学校开始排演芭蕾舞剧《沂蒙颂》，也排练了一些小型舞蹈，如《雪中送炭》、《聋哑妹上学了》、《军民鱼水情》等。还好，文化课也没有误得太多，因为要批林批孔，语文老师趁机让我们背诵了《论语》和《中庸》。说：“这样可以批得更深更透一些”。还试图让我们背诵《易经》，因为“子读周易，韦编三绝”之故。可由于此文屈诘拗口，当时我只是背出了乾，坤，屯这三卦卦文。

　　高中毕业到了农村插队落户，我居住的知青点前的晒谷场常有大队文艺队 排练，他们邀我加入。我婉言谢绝了，我要专攻绘画。宣传队员由知青和村姑组成。只有在这样的豪放年代，村姑们才居然能作出高难度动作“探海翻身”、“变身大跳”，甚至“倒踢紫金冠”，这使我对她们刮目相看。

　　1976年，三大伟人相继去世，天下缟素，山河含悲。幸好否极泰来，邓副主席第三次复出。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入广西艺术学院美术系。其后，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拉开序幕。西方文艺也进入了中国，外国电影《望乡》、《追捕》等可以说是启蒙了一代青年。

　　大学里的老师很可敬，特别是年纪较大的阳太阳、黄独峰二位先生，他们教学方式与西式学堂有所区别，应是明清民国师傅带徒弟的形式，带有私塾制的余绪，我等受益匪浅，我们应该是这种教学方式下的最后一拨门徒。

　　在图书馆我们第一次见到莫奈，德加，梵高的作品，可以说这些东西给我们眼睛开了光。我对马奈的《扇子和女人》、马蒂斯的《穿红裤的女人》等作品久久注视，他们对美的理解已经触动到观者的神经末梢。1980年 ，我大学三年级，我首度晋京，观看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在此展览，罗中立获金奖，我有《晨歌》中国画入选，并未获奖。学国画，得长期努力。

　　能在广西艺术学院学习是很幸福的事，这里有学音乐、舞蹈和戏剧的同学，当然更有老师，甚至是大师，如桂剧名伶小金凤，指挥家陈良，歌唱家李志曙等。在这种综合性艺术院校里，可以进行交叉学科的互补研究，是学习姐妹艺术的最好土壤。理解音乐语言、舞蹈语言，可能有利于绘画语言的锻造。

　　大学毕业，我到广西博物馆上班。负责展览装修和古字画鉴定。在库房我第一次 看到八大、黄宾虹的原作，发现画面有一种无形之气，令我震摄，而何绍基的书法原件使我第一次觉得 法书原来会有浮雕般的凸出感，历史的不朽性尤其彰显。由于工作之故，对历史、考古及文物 鉴定也得以涉猎。有时单位派我出差，如果是去故宫博物院办事，我喜欢选星期一进去，因为那天闭馆不接待游客，故宫里面空旷肃穆，静谧而蕴有深意。记得在这里还仔细看了几个古画展览，如 《明四家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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