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作品《雨后云烟》（局部）

　　苏立文

　　王云因脾气暴躁易怒而酿成恶果的最著名的例子，是与他的同代人齐白石(齐璜)有关的。齐白石曾短时间地与王云为北平艺专同事，据说后来因为王云的关系而不得不离开学校，也许仅仅是暂时不到校，尽管一位与他们两人都熟识的人告诉我，齐白石骄傲自负，难以相处。不管事实究竟如何，如果问题确实发生过，根据两人相遇的时间，齐白石那时已经出名了。齐白石起初地位卑微，1863年出生于湖南湘潭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庭，童年时在地里干活；1877年跟本地一个木匠学手艺，第二年师从一位木雕匠。后来他回忆他是多么喜欢画地方戏中的戏装人物：“我的画在乡里出了点名，来请我画的，大部分是神像……画的是玉皇、老君、财神、火神、灶君、阎王、龙王。”他连续点出所有受欢迎的众神的名字，之后补充道，“我原是不喜欢画的”，这样做是“为了挣钱吃饭”。

　　1888年和1889年他分别师从本地的两位老师萧芗陔(萧传鑫)和胡自倬(胡沁园)学习绘画。之后在湘潭成了一个职业肖像画家，同时还学习篆刻，并受到一位古怪的文人官吏、历史学家王运的资助。1899年到1902年，他拜本地一位有名的文人画家为师。1902 年由于文官朋友们的帮助，他开始远游，首先接受在陕西做官的朋友的邀请，到了西安，之后于1903年到北京，途中游历了名山。1903年至1910年期间，他五次远游北方，每次都返回了家乡湖南。1917年他迁居北京，可以想象，来自僻远的湖南农民家庭，在文人精英荟萃的首都生活的最初几年，是相当不容易的。

　　在此之前，齐白石不过是一位比聪明的画匠略胜一筹的画家，擅长精微细节和精致线条的工笔绘画，尽管他也偶尔临摹过非正统大师诸如金农、道济和朱耷的作品，但那时还处在一个“广泛尝试”的时期，尚未发现他自己。而此时，陈衡恪的影响以及梅兰芳的慷慨支持，使他逐渐被北京的画家和收藏家的圈子所接受。在与他们的交游中，他获得了长时间观摩清初伟大的个性画家们的作品的机会，他决心大胆去追求最适合自己天赋的道路。朱耷艺术中的活力、直抒胸臆和单纯，比其他所有的人更吸引他。在此基础上，他又将由上海的赵之谦和吴昌硕发展起来的对强烈色彩的大胆运用加入其中。到1920年时，齐白石声名鹊起，已与吴昌硕相提并论，被行家称为“南吴北齐”。1922年，当陈衡恪将齐白石的画介绍给日本画界时，他惊讶地发现，齐的画在东京卖得了极高的价钱。东京的收藏家们对于新潮流的敏感要超过北京的收藏家们。

　　从此北京成了齐白石的家。当林风眠任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校长时，他说服齐来校任教，而齐也对“教授”的头衔感到满意。在他的学生之中有陈年、徐悲鸿、姚华、于非、李苦禅和梅兰芳。1937年至1945年日本人占领期间，齐深居简出。尽管他继续通过代理人卖画，有时卖给了因囤积货物而发了财的人，但是他拒绝接受来自日本的仰慕者的定件。他于1957年去世，享尽天年和荣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曾当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1953年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1955年获得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委员会颁发的国际和平奖。毋庸讳言，他最后几年的地位，部分地归因于与毛泽东一样都出身于湖南农民的家庭，尽管他去世后，人们听说毛本人并不十分喜欢齐白石的大写意画风，他喜欢更加工整的作品。

　　齐白石少量的山水画是他最富原创性的作品。强烈的色彩以及率真、欢悦的气氛置于简洁的形式构成之中，这是他的艺术中最少受其他艺术家影响的作品。他说过，他的山水画之所以画得这么少，是由于他不追摹古人而带来了不少麻烦。(也许他还记得旧时扬州画家们的名言：“金脸，银花卉，要讨饭画山水。”)正如道济曾宣称“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齐似乎是公然地蔑视传统，而这种挑战使他的山水画具有一种纯粹视觉上的惊奇和快感，因为它们显然不是那种可居可游的山水。

　　齐白石以极富神韵、色彩强烈、笔墨遒劲的花、鸟、虾、螃蟹、蛙，以及葡萄和葫芦，酒壶和菊花等反复使用的题材著称于世。如果说他的画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吴昌硕，那么他的构图通常更为简洁，他的空间感更为自由和开放——他的画“呼吸”得更舒畅(尽管有时他也画有精微细节的昆虫，并使人想起他早年的工笔功底)。他不擅长画竹，这不免令人惊讶，因为他的书法那么雄强有力。像许多中国画家一样，他经常重复同一题材，用一挥而就的虾和蛙去付账单和应酬朋友。晚年他的这类画多由他的儿子齐良迟代笔，赝品极多。他从未因他的画以尺作价感到羞耻。当我们想到，他的出品量是那么巨大——据说他一生画了10000多张画，仅1953年就画了600张，就知道他得多么紧张地生产，而他的画至少看上去是那么新鲜生动，这就足以令人震惊了。

　　在他艺术生涯的鼎盛时期，他是一位最重要的大师，他对于年轻国画家永远具有激励作用。■

　　(全文见《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