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子林:以艺术的名义介入社会

2013年10月28日 09:44   艺术国际  

雪人 雪人

  作者按:多年以来,我极少书写艺术家个案评论文章。同时,我也和大多数艺术家保持必要的距离。因为我希望自己能保持必要的公允,尽可能地避免陷入艺术的江湖关系中。11月中旬,王军的展览将在泰达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幕,这也是2013年度的最后一个展览。自我担任泰达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以来,并没有对2013年度的工作采取任何调整,而是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来年。即便如此,王军的作品仍然打动了我,所以便欣然为他展览撰文,是为序。

  当代艺术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要直面社会现实,针对正在发生的社会性事件进行整体性思考,并进行抽象化的概括和总结,最终实现“艺术”地表达。所以,当代艺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并不是针对具体事件的,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就事论事”。

  遗憾的是,我们经常见到当代艺术家在进行社会性表达时,陷入到具体情境(事件)中,最终的作品沦为和艺术无关的、重复的“转述”中。而在“转述”的过程中,艺术家的身份和作品深意(假设有),则往往因社会性事件本身的炫目而彻底被忽略(消失或遗忘)。

  当然,有另外一种说法会反驳我的观点:无论以什么方式介入社会现实,都对社会进步起到推动作用。特别是在今天的中国,扔向专政的每一块砖头都有意义。在强调“立场、功能性和有效性”前提下,艺术家的“身份和艺术”被淡化甚至并不重要……显然,我无法对这类观点做出针锋相对的反驳,因为它们当然地占据了道德的高地并做出了“不犯错误”的表态,这个站位在立场上和姿态上是“绝对正确”的。

  然而,我想强调作为艺术家必须要思考的是,如何以艺术的名义介入社会!在保持艺术家身份的前提下,如何更有意义的深度介入和影响社会大众,这才是一个合格艺术家必须保持的立场和情怀。而实际上,艺术家以社会性的名义介入到艺术创作中的,则常常带有明确的利益诉求。至少在目前的中国,艺术活动能产生的影响力远远低于社会性事件本身。所以,以社会性的名义介入到艺术中,无非是为了催生一个新的事件,从而将社会性事件和某个具体艺术家联系到一起,最终成为一个可供贩卖的“艺术产品”。显然,一名合格的当代艺术家所做的努力并不是为了生产一个“艺术产品”,而是为了以艺术的名义形成一个更大的社会事件,并产生有效的影响力,引发人们对相关话题的再思考!从而对社会现实进行有效的干预和重新塑造(或者局部塑形)。

  艺术家王军通过长期的艺术实践,有效地实施了“以艺术的名义介入社会”的主张。王军,1983年生人,艺术家、独立策展人。2009北京798双年展项目策展人,独立策划昆明首届性博会,参与第一、二届前提行为艺术节等重要活动。代表作有:《金钱&权利》、《昆明 我走了》、《稻草人》等。

  2007年在昆明,王军创作了《金钱&权利》,作品的相关图片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网民把王军戏称为“人民币哥”。中国社会普遍的拜金主义,则是王军该作品的现实语境。同样,该作品在网络上被疯狂传播,其根本的原因也是炫目的“钱”触及到网民们的敏感神经,于是,通过网民们淋漓尽致地发挥,添油加醋地再创作,一个个雷死人的名字(“人民币哥”-----《“人民币哥”身贴百元大钞,穿刑具挑战城管》、《昆明“人民币哥”警示莫为钱累》、《“人民币哥”:哥有的是钱,你能把哥咋滴!!》)诞生并风靡于网络。于是,王军迅速进入大众的视线中。 [昆明、我走了1-小图]

  从最初的《昆明,我走了》、《金钱&权利》等作品,再到2009年的《雪人》,王军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内在的变化,作品在表象上变得内敛而温和,而实际上,艺术家的承受力却面临难度更高、强度更大的挑战:体验肉体和生理的极限。2009年2月10日,在北京草场地,王军实施了行为作品《雪人》。王军与雪人一起被雪覆盖,而艺术家则用自己的体温将雪慢慢融化……作品看起来既唯美、诗意---却又异常残酷!《雪人》作品对王军而言,有着重要的转型意义。艺术家对社会现实的意见表达,由外在的表达(张扬、对抗)转向内部(身体及内心)的承受,暗示某种“隐忍”,此时的“忍”带有强烈的死磕和决绝的意味,一种随时爆发的内在力量直逼人心。

  最近的一年多以来,王军变得“没事找事”,又开始对“钱”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于是,王军用极细的铅笔,对着一张具体的“钱”进行惟妙惟肖的“写生”,其作画时的神态像极了一个科学家或者僧人:神圣、庄严、虔诚、严谨……但是,其中的悖论却是,王军此时描绘的“钱”是一个具体的、特定的一张纸币,而不是泛指所有的钱。其意思就是,是这一张纸币,不是其它的被泛化的纸币。而现实中,整个人类对钱的狂热不是一种具体的、特指的狂热,而是一种整体的、泛化的疯狂。这就透出一种哲学悖论:我们如此热爱的钱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物,而仅是被泛化的符号。而王军此时虔诚描绘的一张张具体的“钱”,显然不是我们心中的,那个被泛化成了“魔”的钱。

  所以,从实物写生的角度看待王军的“钱币写生”,那么这是最普通不过的写生了。是的,我们可以对着风景、瓶瓶罐罐、人体写生,为什么不能对着一张让我们如此狂热的“钱”来写生呢?答案是肯定的,也是必要的。

  实际上,我更愿意把王军画“钱”的整个行为当成一个整体的作品来看待,显然,这个系列的作品和王军早期的作品《钱&权利》一脉相承,金钱不仅代表了某种权利,同时也诱发了更多的盲从。显然,在一个特权社会,或者不完全市场经济的社会,甚至缺乏最低的、最基本的生存保障的社会,用“钱”来分析这个社会的各种症状是最佳的选择。而王军的几个系列的作品,都是通过“钱”来作为剖析社会现象的接驳口,这是个好的开始,暗示着许多可能性。

  民国系列小画,这个系列作品用非常朴素的素描形式,回忆、整理了民国期间的部分文献,一些重要的学者、知识分子,以及历史群像……这批作品尺寸很小,和早期的老照片相仿。这样的题材看似和当下的现实并没有直接的关联,那么,它们如何能构成当代性?实际上,这系列作品的产生有一个前提,即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待社会制度的沿革,社会制度有可能在某个局部或层面,会面临倒退。而从民主、宪政的历史沿革上看中国,恰恰如此。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王军民国系列的作品,就有了现实意义:

  其一是追忆,通常人只有在身处不幸时,才会对过去曾经的美好反复回忆,而我们此时恰是如此。特别是在今天,全球大多数国家普遍性的选择了民主、普世的价值系统,而中国却和人性的健康发展相违背,这不由得让人们开始回忆中国历史上短暂的,具有民主宪政雏形的----民国时代;

  其二是仪式感,我可以想象王军在描绘这些尺寸颇小的作品时的专注,而这全神贯注则转换成对他时代(民国)的尊重和想往。在我们的生活中,能转化为并具有仪式感的事物并不常见,它关乎理想和信念,唯有具有类宗教的精神所依才能产生神圣感和仪式感;

  其三是历史感,有人提出这系列作品没有通过个人化的方法“转换”成艺术,没有直面当下。显然,这样的理解太过片面。面对这样一段有价值的民国史,我们并不需要为了显得“很艺术”而去刻意“转换”,在当下的中国,能干净地面对真实的历史,已经非常艺术了。

  其四是史料的复读,在这些小画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王军不是在描绘一个历史人物或者一个历史事件,而是描绘(写生)了一幅历史照片。这一点尤为重要,它体现的是对史料的尊重。因为我们并不希望为了一个理想而去想当然地美化另一个事实。众所周知,我们活在一个缺乏历史感的社会中,我们能接触到的“历史”是被刻意修饰过的,成为某种旨意的伪造历史。而此时,我们需要并渴望真实的历史。所以在当下,忠实于真实史料的复读,本身也具有了显著的当代性和针对性。

  在时下的中国,当代艺术不再是为了震撼这个时代,更多的----是为了感动。是的,我们已经许久没有被真诚感动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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