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燕宽   

　　艺术界的跨年热点恐怕是在纽约苏富比以822.9万美元(约5037万元)拍出的苏轼《功甫帖》真伪之争。如今，上海博物馆与苏富比之争已经超出了市场与学术界的范畴，成为全球收藏界、拍卖界和媒体的多方议题。近日，该事件的进展更成为了艺术圈在新年伊始的头等大事。

　　真伪问题无疑是鉴定问题的核心之一。不过这一次，艺术品产业链的两个不同环节：中端的二级市场环节——拍卖行与终端的公共收藏机构环节——美术馆的正面交锋，以及事件的一波三折使得一直困扰中国艺术市场的鉴定问题多了几分戏剧性。无论是学术鉴定和市场鉴定的标准孰是孰非，学术争鸣与市场利益的角力，技术鉴定的证据理由，文物出境或者文物回流的政策问题，抑或是该作品是否流传有序所引发的迷雾，使得一直被艺术市场的热闹行情所掩盖的另一个标度——美术馆进入到我们的视野之中。无论是官方机构的大型美术馆，还是近年兴起的私人美术馆，作为艺术品产业链的终端，它的地位、性质以及与产业链中端的市场环节的相互作用都是值得关注的，另外，借鉴国外美术馆的相关经验，对于商业氛围占主导的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优化也多有裨益。

　　其实国内美术馆的公信力危机也许早在“金缕玉衣”事件中就已经进入到公众视野之中，从一方面看是艺术品产业链中鉴定和估价两个环节的失范；从另一方面也可看做是由于美术馆有能力影响到艺术品的价值，能够给某些个人或团体带来认可，从而滥用了美术馆的权利。另外，国内私人美术馆资金扶持、政策优惠以及长远发展定位的阙如无疑也是令人担忧的。

　　“美术馆”一词的词根来自于拉丁文的“缪斯”，而缪斯和思考、记忆密切相关。现代美术馆这个概念其实主要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伴随着美学这个新兴的独立学科而产生，归根到底是用来系统性地整理、展示各种艺术，从而成为公众受教育的场所。美术馆的公信力也就在于以艺术品本身为宗旨，通过收藏、保存、展示艺术品以及相关的研究和出版物而行使自身的使命。尽管如今艺术与娱乐、慈善、商业的边界日益模糊，但是美术馆艺术与商业的边界，即非营利性机构与营利性机构的边界是美术馆最需要厘清的，如果美术馆的艺术标准和市场标准相混淆，就会影响其对艺术品的价值评判。对于艺术品产业链条上不同环节基于利益的混同而引发的这些问题需要引起关注。例如，美术馆除了固定展览之外的特展和借展，可能会由于资金压力而使得美术馆沦为临时租借展示场地。另外，美术馆也可能成为收藏家、赞助商、联合策展人、代理画廊、拍卖行共同操作市场的一个环节。凡此种种在西方已经是屡见不鲜，足可引以为鉴。

　　如今美术馆有两种不同的运营策略：一方面，有诸如古根海姆美术馆遍布世界各地的卫星美术馆的运营策略，向着一个综合性的文化娱乐机构演变；另一方面，也有诸如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区分美术馆与主题公园分属教育与商业范畴，并将前者作为美术馆公信力的核心。也许，这两种不同的策略在如今全球化的大环境之中都各有道理，不过，正如此次《功甫帖》的真伪之争所隐含的“真实性”问题，是商业炒作无法掩盖，也是学术研究需要直面的。因为正是观众对于艺术品真实性和唯一性的经验构成了美术馆公信力的基础，这也是贯穿艺术品行业的一个重要特点。

　　这种基于艺术品的“真实性”不仅仅是指美术馆需要界定各种不同的年代学、作品归属、图像学、创作背景和作品保存情况，有必要创造性地保持专业性和质疑假设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应该区分艺术品“愉悦”感知模式与商业标准的“娱乐”感知模式，因为究竟是以商业模式为主导，还是以商业行为推动美术馆核心价值的实现是截然不同的。另外，对于艺术品所有权的清理，亦即所谓的流传有序，也是还原真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西方目前主要有二战纳粹时期对欧洲私人与公共收藏的艺术品的掠夺所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而中国战乱历史时期或者“文革”对于艺术品所有权问题的影响恐怕也需要厘清。最后，这种真实性还在于艺术品的特殊属性使得美术馆与公众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仍保留于公共空间之中，而并没有通过技术完全转为私人经验。相反，音乐会的公共体验就可以通过唱片转化为家中的私人体验。也就是说，网络技术或者复制技术始终是依附于艺术品原作的真实性的。这可能是考虑美术馆核心运营与衍生业务的主次关系时候需要注意的。

　　参照西方的经验，无论是大部分作为城市和国家机构的欧洲美术馆，还是在融资与决策上总体属于私人性质的美国美术馆，宗旨都是致力于为公众服务，美术馆基于真实性的独立价值评判是公信力的基础，也树立了市场价值之外的另一个标度。

　　(作者供职于包商银行首席文化官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