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后期，知识分子下放干校，除之光他们一群未解放的牛鬼蛇神押送下去之外，其余教师都是带着光荣花下去的。我和几位青年教师因要去省委画大幅毛主席油画像而被留下。对于油画佬来说，留下画画应是求之不得的，可在那时，下放干校被强调成最好的学习锻炼机会，为不能马上得到此机会而遗憾，因此日夜加班完成画像任务后，就迫不急待地要求下干校了。每个院校下放干部集中一个连队，大伙早晚相见，排着队唱着歌儿上工。唱着歌儿下工，集体吃，集体住，劳动完了睡大觉，不再去动脑子，日子过得也算省心。知识分子经过一次次运动的折腾，能一改劳心为劳力，在劳动中求得精神的解脱，其实是很好的事。这时的我，想得最多的不是画画，而是做一个出色的农民。我的体质算不错，“四清”运动当工作队时也学会了不少农活，虽是为了锻炼改造，但更多为争强好胜：我不肯干一般的轻农活，却非要去干男人们干的重活。犁耙班驶牛被认为是重活，而且还要有技术，只让男同志干，我吵着要参加以争男女平等。为了证明我能胜任犁耙工作，便与一位女教工一齐跑到附近村里找农民学驶牛。犁耙班没有多余的牛供我们驶，我们就去找条牛来培训，下到田里，人是生手，牛也是生手，犁起田来，人和牛都气喘喘，脸上身上溅满泥和水。一天干下来，周身骨架都要散了，但硬咬着牙顶，终于顶过来，总算通过成了称职的犁耙手。

　　犁耙活最辛苦的是春寒时春耕。天太冷大伙都不出工，但犁耙手得早点赶时间将田犁耙好，不得不冒着严寒下田。其实，犁耙班的成员中，并不个个身强力壮，多数也不年轻了。尤其是曾教授，已年过半百，大约因背着某种包袱而要求干重活，主动加入犁耙班的。万万没想到，他的包袱未能卸下就不幸在这里结束了生命。

　　那天，气候比往日更冷，我和曾教授要去较远的地方犁一块秧田。我们背着几十斤重的犁具，牵着牛出工。北风中下着细雨，像尖刀一样刺刮着我们的脸。田埂上非常滑，我们赤脚走在上面，为了不滑倒，每步都要用力将脚趾深深插进泥中。曾教授虽一把年纪，行走得却比我还迅速，很快就在田里干开了。谁知干了一阵，他忽然停下叫住我说不舒服，接着就倒在田里，再也没有起来。一个老知识分子，老艺术家，就这样在寒冷的泥水田里，在牛和犁的旁边，默默地结束了他的一生。没有来得及留下一句话。以后有位画家创作了一幅油画，叫《农机专家之死》，是画一位专家倒在犁边。每每见到这幅画，就想起了那令人辛酸的一幕。

　　曾教授，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为了跟上革命的队伍，积极进行自我改造，死在劳动第一线。按理应对他有所肯定，可干校连队领导却拒绝为他开追悼会，理由是他解放前曾有过不光彩的商贩经历，不值得为他追悼。可怜那位以为可以靠努力改造来脱胎换骨的老教授，万万没有想到他的一切努力是白费的。曾教授悲惨的结局，像一把大锤将我们唯一的一线希望击得粉碎。使我那曾如此虔诚投入革命熔炉的心，一下子掉进了冰窖。我不再抱天真幻想了，尤其是逐渐觉察到人们对干校的真实看法，实质是对我们一种变相的劳改，所谓“下放光荣”，不过是我们所得到的一种嘲弄而已。

　　夹缝中的长青藤

　　有一年广东举办了一次女画家作品展，展览开幕那天，女画家们相约聚会在一起开了个座谈会。参加者除很少几位年青女画家外，大多是经过了蹉跎岁月折腾，青春流逝的中年以上女画家。令我惊奇的是，平日里顾不上修饰的女画家们，在这一天倒认真地打扮了一下，显出过去少见的容光焕发，确是把这天当作节日了。本来画家们办联展，每人拿一、二件作品参展是极普通的事，可对于这些为人妻，为人母的女画家们，情况就不同了。也许每件挂出的作品中，都有一个饱含酸楚艰辛的故事。难怪不少女画家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异常激动，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那天，我也流了泪。心里不禁感慨万分。是啊，社会上为什么女画家不多，尤其是成功的女画家更是凤毛麟角，不是女性缺乏艺术才华，而是在这样或那样的困扰下，他们难以将才华施展到最后。

　　我考入美院油画系那年刚刚十八岁，攀登艺术高峰的画家梦就开始编织了。班里仅有三位女生，私下里谈心会涉及择偶标准问题，几乎一致认为找个同行的伴侣会有利于对自己事业的支持和理解，而且女性们又多有希望爱人是强者的心理，于是，我在几位追求者中，选择了当时专业较捧的美院青年教师杨之光作爱人，希望身边能有个时时帮助我进步的老师。

　　应该承认，我的绘画水平提高较快，与他对我的帮助分不开。婚后我们常一块儿到各地写生，孩子来出世之前的二人世界是美满而欢愉的。

　　我23岁生第一个女儿，刚刚遇上经济困难时期，一方面需抵抗着饥饿来养育女儿，一方面还得教学备课，家中添了一位小成员，给了我们欢乐，但也成了事业发展的累赘。想去进修室画画，想下乡体验生活，可孩子小无人管如何办？刚刚打开画箱画几笔，又发现孩子发烧要送医院急诊，家务繁杂又琐碎，按杨之光的论点属女性天然之职责，使我终日陷于忙碌申。每每忙完一天家务晚上倒在床上时，我就会懊丧地唉气，又浪费了一天青春。

　　我自认是一个不甚称职的妻子和母亲，不能将完成教学任务之外的仅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他们，因为我总是忘不了我的画。为此，我只能作个低水准的家庭主妇，常会在做家务时走神，因而不断地出各种洋相，例如炒菜时放错配料，将饭烧糊，最惨的一次是经济生活困难时期，很难吃上肉食，好不容易有了两条香肠，谁知香肠蒸上后只顾画画，又将它遗忘，结果满屋油烟，锅里的香肠成了两条黑炭了，真让我痛惜不已。类似的事时常会发生，因而我家用的锅底没有一个完好的。出外买菜也因常只顾去观察路人形象，或者脑子里想着构图，有时买菜付了钱却忘了拿莱，回到家时才发现菜篮子是空的，弄得家人吃不上菜；我的孩子小时候，常作我的小模特，但一画画又忘了喂孩子及换尿布，幸好我的孩子很乖。记得那年，大女儿小红仅六个月，没人照顾，我为了去进修室画画便将她用小车推到进修室走廊里，我在里面画画，她则在外面望着过路的师生。一点也不闹。过了几小时我画完画后，看见她扑在小车子上睡着了，真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怜的小人儿。后来为了能下乡体验生活搞创作，干脆把女儿送去上海等地亲友处寄养。女儿童年未能充分得到母亲爱抚，使我感到欠了她许多。

　　第二个女儿出世是在下放干校时。那时大伙都准备从此在干校生根当农民，原本不想要孩子的人又都考虑再生个孩子，而孩子生出后干校生活却结束了，我们又回到原来的岗位。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给了我们希望，重新点燃了艺术创作之火。我迫不及待地拿起了画笔，但小女儿又无人带领，只好学着广东人的样子用背带将孩子背在背上，一边画画，一边哼着摇篮曲哄着孩子。这时，我真羡慕那些些画画无后顾之忧的单身女画家了。

　　我曾多次试图让爱人替我分担家务，甚至为此而争吵，但我的努力是徒劳的。他不会干家务也不想去学，有次我让他路过菜场时买几根葱，结果他买回几根细长的蒜，还说：“这不就是葱吗？”他也无法分辨母鸡及阉公鸡，不会辨别菜蔬的好坏，加上体质不如我也干不了重活，总之，在这方面他乐于向我甘拜下风，让我成为里里外外一把手的。电影《人到中年》曾表现了家庭夫妇中的一员，甘作废墟而成全另一位成为常青藤的家庭关系。在我们家庭里，大约命运注定了他要担任常青藤角色，问题是我却不能当废墟，我也希望能成为常青藤啊，谁让我走上了艺术这条路呢？

　　可悲的是，在中国的家庭中，丈夫在妻子化成的废墟上长成长青藤被认为是正常的现象，不少丈夫也甚感心安理得，而妻子的心理却不会忍心让丈夫为自己牺牲。这就注定了妻子的长青藤只能在夹缝中求生。我只好在保证家庭运转，保证爱人事业发展的前提下，搞我的艺术，往往顾不上休息，甚至也忽略了作女人应有的修饰装扮。

　　我在艺术事业上的顽固与执着，终于使我们夫妇家庭中的常青藤之争打了个平局；我赢得了从事艺术的权利，获得爱人的支持，同意今后大家轮流下乡体验生活，轮流在家“值班”。当然，家务活我仍然当主角，每次轮到我下乡时，总要先买好所需的油盐柴米，洗晒好换季的衣被，煮好大量食物储在冰箱里，就差没有做几个大饼挂在爱人和孩子们的脖子上了。每次出门前都累得我精疲力尽。即便如此，我仍为能得到下乡画画的机会而心满意足，感到比起那些一在财力及时间都得不到爱人支持，最后彻底变成废墟的女性来说，我还是幸运得多。

　　我十分珍惜所获得“脱产”下乡画画的机会，尽管每次都是背着沉重画具只身独往，困难重重。但我总以一种勇往的拼搏心态驰骋在广阔的大自然中，如饥似渴地吮吸生活之泉，获取创作灵感。引以自豪的是几年来我单枪匹马地去过许多地方写生作画，睡过遥远西双版纳傣家竹楼，去到高原藏民帐篷里喝过奶茶，还不顾别人的告诫独自一人去闯新疆戈壁，天山草原，翻过海拔四千多公尺高的冰山，到达塔什库尔干去画塔吉克人，成为广东首次登上这个冰山地区的画家。

　　下去的生活虽艰苦却十分愉快，我常像小女孩那样在大自然中跳来跳去。在那里我可以尽情地画画，体验那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自由单身汉生活。高兴起来时甚至对着山野高歌，一切多美好啊，我仿佛回到儿时。

　　摆脱家务的羁绊，获得作画的机会，并不等于能真正摆脱在家中成为废墟的可能。我感到女画家还有一个更大的威协在于自己的艺术抱负随时有被“消灭”的危险。女性的天性希望自己的丈夫是强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存在着依附于丈夫的心理。加上自古以来夫荣妻贵，轻视妇女才华的习惯势力，使不少有才华的女性的艺术之火在丈夫强大的光环照射下“淹没”熄灭了。这就是为什么不少女画家难以坚持到最后成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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