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　《安素轩石刻》中的苏轼《功甫帖》拓本(左)、《功甫帖》钩摹本(右) 图②　《诒晋斋法帖》《刘锡敕》拓本(左)、“柱下”《刘锡敕》钩摹本(右) 图③　翻拍自苏富比拍卖图册，可见“轼”的勾不似自然运笔 乐梦融 摄

　　今年9月在纽约苏富比以822.9万美元(约5037万元人民币)成交的苏轼《功甫帖》已抵上海，计划明年在上海龙美术馆公开展出。不过昨天，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向本报记者透露了最新的研究成果，经过鉴定与考证，这件《功甫帖》是“双钩廓填”的伪本。

　　发现钩摹本出处

　　近日，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员对利用“双钩廓填”之法制造赝品的画史现象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并以晚清李佐贤(1807－1876)《书画鉴影》中著录的《苏米翰札合册》中的苏轼《刘锡敕》《功甫帖》两件伪本作为重点案例典型。“双钩廓填”又称“双钩填墨”，在唐宋时主要用来保护原迹，临摹学习，此法易于传潘流行、到了刻帖成风的晚清，成了坊间作伪、制造书法赝品、欺世牟利的主要手段之一。

　　三位研究员的主要依据是，通过考证，发现近期露面的《功甫帖》伪本钩摹自晚清鲍漱芳(约1763－1807)辑刻的《安素轩石刻》(图一)，其制作时间，亦可定于道光四年(1820)至同治十年(1871)之间。

　　凌利中向记者展示了《安素轩石刻》所收的苏轼《功甫帖》拓本。对比可见，其书艺水平远远胜于苏富比的《功甫帖》拍品。《功甫帖》拓本反而较好地表现了苏字逆入平出、无往不收、以藏锋与中锋为主的用笔特点，因此线条更显饱满圆厚、蕴藉丰腴，且起收、使转等运笔过程交待更为明晰，颇具几分苏字之豪迈风神。而《功甫帖》拍品，其用笔居然以偏锋为主，线条无不单薄枯梗，缺乏立体感，兴味索然、寒碜，运笔亦不知所措，如鼠迹乱窜，一派伧父面目，如此书艺，谓与东坡无一毫沾边。

　　研究员指出，钩摹本非出于自然书写，故书法审美的诸多要素如墨韵神彩、节奏韵律等皆无从谈起。细辨《功甫帖》钩摹本，其中出现了大量非人工自然书写而产生的石花、斑点、圭角、棱角状等莫名甚至匪夷所思的运笔与笔触。如“轼”字的勾(上提处)，“谨”字收尾的横均能看到纰漏——原本属石刻、拓本自身局限与特点的细节，大都在《功甫帖》钩摹本中尽量落实了。

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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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员们认为，书法是笔墨与纸张的关系，石刻则是刀、石关系；刻工有高下，拓本之好坏又涉及拓工、装裱的名家与否。总之，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叠加造成了石刻及其拓本自身的局限与特点，即无法达到书家自然书写时的浑然天成，比如“牵丝”、“飞白”等。此件《功甫帖》钩摹本还是从石刻拓本中钩摹出，而非原作钩摹，书艺自然差之千里。

　　鉴藏印、骑缝章露出破绽

　　上博研究员还指出了若干《功甫帖》钩摹作伪的旁证：从(图①)可以看到，《功甫帖》钩摹本右下有“世家”一印，翻刻自《安素轩石刻》所收的苏轼《功甫帖》拓本。这本是一枚骑缝章，应与边封接连。

　　清代书画名家翁方纲的书法存世较多，与这张拍品立轴上的翁氏书法差距甚远；这件拍品是一件立轴，在翁方纲的题跋之下，可见明代著名鉴藏家项元汴的鉴藏印。但是，按照项元汴的收藏习惯，不可能不在《功甫帖》上留印。

　　这件拍品“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九字之下，留有六方朱印，色泽相同。很难相信跨越百年、经手《功甫帖》的几位藏家使用的印泥是一样的。

　　上博馆员认为，钩摹本中，除许汉卿鉴藏印为真外，其余明清题跋及鉴藏印皆伪，此属坊间作伪者之惯用伎俩。且《功甫帖》钩摹本也并非安岐旧藏的那件，更无李佐贤所言原为永瑆家藏且刻入《诒晋斋摹古帖》之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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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钩摹苏字有先例

　　钩摹苏东坡的书法早有先例，就在上博馆藏藏品中，研究员找到了苏轼《刘锡敕》伪本，作伪时间、作伪手法毫无二致。

　　2001年，《米芾、苏轼书翰合卷》由许汉卿之子许允恭先生无偿捐赠予上海博物馆，体现了许氏家族的爱国情怀。捐赠前，经鉴定，上博将卷中《道祖帖》定为米芾真迹，而《刘锡敕》系“苏书伪”。之后，徐邦达先生在其《古书画过眼要录》中，亦将《道祖帖》作为米氏真迹，认为《刘锡敕》属“明人伪本”。

　　上博三位研究员经过考证，发现《刘锡敕》伪本钩摹自乾隆十一子成亲王永瑆(1752－1823)的《诒晋斋摹古帖》，其钩摹制作时间为嘉庆十年(1805)至同治十年(1871)之间，并非“明人伪本”。经过研究，发现此伪本的钩摹手法与《功甫帖》伪本竟如出一辙。晚清文人王端履(1814年进士)在当时已有指出：“近来市贾所售墨迹，多从法帖中双钩。”

　　经比对，《功甫帖》的钩摹者于书学的理解十分有限，即便相同的依样画葫芦，其“双钩廓填”技术与《刘锡敕》钩摹者相较差距明显，更加“如小儿描朱耳”(元人陈方语)。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露面《功甫帖》伪本百余年前就与《刘锡敕》在一起，民国时又同为许汉卿旧藏。

　　最后，在研究中亦获知，李佐贤所见的《苏米翰札合册》中四札有两大来源：即米芾《道祖帖》(现藏上博)为鲍漱芳旧藏，《功甫帖》钩摹本摹自鲍氏《安素轩石刻》，而鲍氏家藏苏轼《功甫帖》原作则不知所终；米芾《章侯帖》(现藏上博)为永瑆旧藏，《刘锡敕》钩摹本摹自《诒晋斋摹古帖》，永瑆家藏苏轼《刘锡敕》真迹亦不知尚存人间否？

　　又悉，上博三位研究员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的共同研究成果即将发表。

　　采访手记

　　在今年9月19日纽约苏富比开拍前，三位研究员研究了苏富比的图录，凌利中在预展阶段也看到了这件拍品，发现疑点诸多，并由此进行了细致考证。

　　收藏者从拍卖场上竞买哪一件藏品，花费多少价格、真品还是赝品，作为公共博物馆的研究馆员，本无必要插话。

　　不过，在近期舆论宣传中，媒体、专家和政府有关部门已有将这件拍品视作真品之势，并有人吁请国家在关税政策上开“绿灯”，以期更多流散在海外的重量级文物回归。中国收藏家耗费财力和精力，力促海外文物回流的决心值得嘉许，但有一个前提要成立，文物必须是货真价实的真品。如若伪品能披着真品的外衣，堂而皇之地入境并享受到相关政策，将为日后的文物回流工作埋下无穷后患。

　　再者，据媒体报道，这件拍品计划明年起在龙美术馆浦西新馆中以苏轼《功甫帖》身份公开展出两年，供市民参观。私人收藏品鉴，以藏家满足为上；但进入公共视野，在美术馆里起到美术教育普及的功能，作品是真是伪，关乎大事：欺世之作若登堂，惑人耳目，贻笑后人。

　　因此，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利用专业优势，恪守职业道德，在当下及时公开研究结论，以正视听，非常非常必要。

    本报记者 乐梦融

　　来源：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