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国际交往远没有今天方便畅通，彼时人员进出成为国际交往的唯一渠道。来自朝鲜半岛、越南、琉球、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使者到访中国，他们近距离观察紫禁城这一庄严、神秘之地，并带回了有关中国建筑布局、诗书礼乐的丰富记录。9月7日至8日，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与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在北京故宫联合召开了第二届 “燕行使进紫禁城”学术研讨会。在研讨会上，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所藏“燕贸木字”引起了学者们的深入讨论。
“燕贸木字”分“庚戌贸来” 和“辛亥贸来”两批，记录主要见于朝鲜时代著名印刷史文献《板堂考（铸字所应行节目）》。20世纪40年代，曾有日本学者关野真吉考证那是朝鲜燕行使者于清乾隆五十五年和五十六年从北京购回的官造木活字。
但在《板堂考》之外，《朝鲜王朝实录》、《日省录》等同时期的重要史料对此并无记录。这也为中外学者后续探寻这批中国活字流入朝鲜半岛的原因增添了不少难度。
活字正面
活字侧面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考古历史部学艺研究官李载贞是较早研究燕贸木活字的学者之一，并且推测该馆所藏的两种被称为“新活字”的特殊木活字，可能就是见于文献的“燕贸木字”。不过一开始她以为两批燕贸木活字可能都是1857年昌庆宫火灾时被烧毁了。
但后来发现，这两批木活字材质都比较精细，和一般朝鲜活字相比在形态及字体上皆有不同，不仅一部分的形体要比朝鲜活字偏高，而且还避了中国清朝皇帝的名讳，比如康熙（玄烨）名字中的“玄”和乾隆（弘历）名字中的“弘”，都缺了末笔，但对1796年即位的嘉庆帝的名字并无避讳。再加上活字材料的科技检测，说明它们是由枣木制成的，而朝鲜王朝王室的活字基本上都是用黄杨木制成，至今尚未发现用枣木制作活字的记载，由此推定这两种“新活字”应该是出自中国内府的官造木活字，并进而推定它们就是文献记载的“燕贸木字”。
李载贞大会发言耐人寻味的是，清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和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活字印刷已在朝鲜半岛流行多年，无论是金属活字还是木活字都经历了数代的发展，何以还要从中国进口活字？
在这次的研讨会上，李载贞提出燕贸木活字是当时朝鲜国王正祖下令制造生生字及整理字的过程中，为参考中国活字的制作方法而引进的。
生生字制作于1792年，也就是第二批“燕贸活字”进入朝鲜的次年。那是一种“仿中国四库书聚珍板式，取《字典》为本”的黄杨木活字。其中的《字典》是《康熙字典》，“四库书聚珍板式”则是最初拟用来摆印《四库全书》的著名的清代官造木活字——武英殿聚珍版活字的样式。因此生生字的字体，自然是和《康熙字典》以及《武英殿聚珍版书》近似的宋体字。
而两批“燕贸木字”都是楷体汉字。由于朝鲜半岛至今没有发现用现藏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的那两批被推定为“燕贸木字”的活字印刷的书籍，而且这些“燕贸木字”每个字只有一两个活字，李载贞认为当时“为了刊行书籍购入中国活字”的可能性比较小。考虑到朝鲜国王正祖对出版印刷尤感兴趣，且恰于1792年模仿武英殿聚珍板式和《康熙字典》的字体创造了“生生字”，李载贞强调，燕贸木活字被引进朝鲜半岛，只是为“学习与参考”。
那么是谁引进了这些中国活字？李载贞认为这有赖于徐浩修、朴齐家等当时的朝鲜燕行使。徐浩修曾参与生生字及整理字制作，还在1790年的《燕行录》中记录了自己曾遇见了时任清朝工部尚书的金简。金简是当时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倡议者和主事者，先祖是朝鲜人，曾说自己“亦朝鲜人”，他与历年抵京的朝鲜燕行使者都有亲密互动。因此，李载贞认为徐浩修在拜访金简时有机会参与中国活字的购入。
而朴齐家曾以1790年冬至使军官的身份出使燕京，归国后著有《北学议》介绍中国的先进文物。同时李载贞发现朴齐家在1790年从燕京归来途中又一次随冬至使再去燕京，也就意味着朴齐家在购入燕贸木活字的1790、1791年连续访问中国，后来还直接参与了整理字的制造。
“如何购入燕贸木活字，以及如何以此为参考，制造生生字及整理字，已经难以确认。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朝鲜王朝是在制造生生字及整理字之前，从中国购入了燕贸木活字，而且由徐浩修和朴齐家主导。”李载贞如是说。
漆永祥对于李载贞有关“燕贸木活字是朝鲜使臣于1790至1791年间从中国贸得”的观点，与会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漆永祥提出了几点疑虑。首先，在这两年内先后有徐浩修、金箕性、黄仁点、白景炫、柳得恭、朴齐家、李百亨、洪命福、李祉永、金正中等朝鲜使臣来华，撰有《燕行录》或《闻见事件》，但无一提及购买活字的消息。
“若说是朝鲜国王命令的秘密活动，《正祖实录》也只字未提，但《正祖实录》中有比这严重得多的涉及中国的忌讳，朝鲜君臣都会交流并留下记录。另外如《边备司謄录》、后世《燕行录》或其他书籍中，也未有一星半点的记录。”
第二，1790至1791年间正是金简负责武英殿聚珍板书刷印的时候，朝鲜使臣和金简的交流中竟也没提到要购买活字的事情。
此外，漆永祥指出，按中国古代刻印书籍的习惯，只有书籍、雕版有转让与买卖，极少出现活字买卖的记录。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无论琉璃厂还是大内，卖或者送活字，都与常理不合。据说有学者发现朝鲜学者文集中曾记录在中国买过活字的情况，我只在柳麟锡《毅菴集》中发现有一条 ‘又送人贸活字于京中’，但这个‘京中’是当时的汉城即今日的首尔，不是中国的北京，而且那已经是晚清时期了。”
“因此，我的假设是：应朝鲜使臣的一再请求，金简密令武英殿相关部门，为朝鲜专门刻了4万多个活字，被使臣偷运出国。也正因为如此，朝鲜君臣为保护金简，也为了保护本国不受清廷惩罚，将此事隐瞒得滴水不漏。至于为什么 ‘燕贸木活字’（楷体）与中国当时所刻字体（宋体）不同，大小有异，这可能就是当时金简他们在雕字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故意将给朝鲜的活字刻的与清宫所用不同，以避免嫌疑、撇清关系而已。”
陈正宏2013年在故宫发表过《乾隆庚戌辛亥朝鲜燕贸活字考》的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陈正宏，曾专程赴首尔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目验被推定为“燕贸木字”这两种中国清代木活字。他注意到本次会议上李载贞提到，在朝鲜郑元容所撰《袖香编》一书里，有哲宗八年（1857）“燕贸唐字”已被烧毁的记录。已被烧毁的中国活字，怎么又出现了？“我现在推测，当时从中国传入朝鲜的官造木活字，可能有两批，一批是武英殿聚珍版活字中的复字，这批可能是金简偷偷送的。不过考虑到朝鲜王朝对于楷体活字特别喜欢，所以可能同时通过金简请内府工匠刻了一批朝鲜汉字式样的楷体的高水准木活字，这批是付钱的。”
陈正宏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带两批同时出境的好处有二，一是作为秘密赠品的那批武英殿聚珍版活字不易被发现，二是可以比较纯粹中式和中制朝式两种不同形态、不同字体的活字的优劣。而最后实际做样版模刻为生生字的，则应该是武英殿聚珍版活字的原字，被烧掉的也应该是那批；舍弃不用的，就是这批现存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的燕贸活字。”
在陈正宏看来，“燕贸木字”实物在韩国被发现和确认，并不是研究的结束，而是新的更具有宏观意义的课题研究的开始。“在朝鲜半岛活字印刷史上，生生字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节点，生生字之后，以整理字为发端的朝鲜金属活字的摆印技术，获得了跨越式的发展。而生生字的出现，既与武英殿聚珍版活字有文献可征的明确的关系，又与‘燕贸木字’有着某种难以割裂的神秘的关联。因此，在朝鲜半岛活字技术发展过程中，中国官造木活字是否起过关键性的影响或作用，仍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究的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