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30年历史的“中国油画第一村”深圳大芬村聚集了千余名底层画工，随着产业升级面临被淘汰的局面；大芬村的未来需要创新和个性，画工们却疲于为生计；旅居大芬村的外国艺术家口中的“自由”，他们似乎未曾享有
文/财新记者 梁莹菲
深圳大芬村原本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客家人聚集村落，自1987年香港画商黄江将画厂选址在大芬村起，这个与艺术毫无关联的小村落就承接了将艺术批量生产的使命。让人啧啧称奇的生产速度和低廉的价格，一下子让大芬村名扬海内外，纷至沓来的订单降临在大芬村0.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芬的命运就此改写。高歌猛进发展的同时，产业结构转型所带来的机遇和阵痛始终如影随形。
崛起，危机和转型
大芬村发展初期，为了应付大批量的国外订单，黄江将较为简单的画稿分成几个部分让工人去画，一个负责天空、一个负责湖水、一个负责地面，形成一个如同“流水线”般的生产线。依靠这种高效率、低成本的生产模式，大芬村在国际市场上占稳了脚跟。但与此同时也给其带来了“山寨”“廉价”的负面标签。
如今大芬村里的画工忌讳记者提起“流水线”这个词，对他们来说这是往后十几年来大芬村的画价偏低，产业升级迟迟不能实现的原因之一。
2004年之后，受到政府高度重视的大芬村成为了文博会惟一分会场，多个全国性展览落户大芬，为留住核心艺术人才，画家廉租房在大芬村旁拔地而起……为了打响大芬村这个品牌，深圳市政府推出了多种优惠政策，大芬村的发展达到顶峰，店面从原来的一两百家发展至1200 多家，村内画工多达1 万人。当时在村里经营画廊的周峰记得有大半年自己天天加班到半夜3 点，画都是一货柜一货柜地往国外运。
2008年，英国画家大卫在《国家地理》上读到一篇关于千里之外的深圳大芬村的报道，文章里写道那是“一个艺术家集中的中国小村落”，文章立刻激起了大卫的无限遐想，喜好新鲜和冒险的他立刻飞抵大芬村。这成为大卫生命中的转折点，在这里他结识了生命里第二位妻子，也开始了自己在大芬村的艺术事业。在中国，大卫创作的印象派风景画更好卖一些，但它主要的经济来源是教授英语、音乐及红酒生意。
2008年，大芬村也进入拐点。美国次贷危机、欧洲债务危机让依赖外贸订单的大芬村一下子失去了生意来源，外国人渐渐不来了。同年11月，中国政府推出“4万亿计划”刺激国内经济，酒店、会所一时间遍地开花，大芬村从从前的出口主导转向了专供国内市场，带有浓重装饰风格的综合材料画作流行起来。
凭着对国内市场的敏锐触觉，周峰将独特的设计注入到原本普通的画作中，开发出一批难以被复制的“新中式”装饰画，得到不少酒店、会所客户的青睐。这似乎是大芬产业转型的一个极佳案例，然而在这场转型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参与，像周峰这样搭上了转型顺风车的，无疑是其中的幸运儿。
不确定的未来
在大芬村中，“艺术”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作为生存工具的“艺术”，是日夜重复的笔触和相似的构图；另一种则是作为爱好和追求的“艺术”，奢侈而脆弱，需要艰难供养才不至于失去。两种“艺术”往往相伴相随，在生活于大芬村的画工看来这毫不矛盾，他们已习惯把前者握在手上，把后者放在心里。
曾在大芬村经营画廊，现已成为大芬美术产业协会会长的周峰认为这是不需避讳的，因为将艺术从殿堂带到大众身边，形成一个产业化的中低端艺术市场，正是大芬的立身之本。
时至今日，大芬村里仍生活着大量处于产业金字塔最底层的画工，他们曾经是画厂里没日没夜干活的工蚁，用一幅幅复制油画换取微薄的薪水，随着大芬村行业的聚集和饱和，房东将房子两侧面对巷道的墙面也改成商铺出租，这些曾经面目模糊的画工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一个墙面的面积刚好够两个画工挂起画布画画，并在墙面上展示自己满意的作品，争取更多订单，一条巷道就能容纳4-6 个画工。自从有了墙面，画工们得以告别出租房里充斥颜料味道的浑浊空气，告别被画廊中介重重阉割的画价。
福建画工老陈在租下墙面后，才感觉生活有点起色，之前他一直拿着自己的画在全国各地兜售，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就在今年7月，他租的墙面突然被执法部门拆除掉，未来得及收拾的画被扔了一地。这让其他画工既愤怒又恐慌。墙面画廊将被全部整改拆除的消息在画工之间不胫而走。
这已不是墙面画廊第一次面临整改了，2011 年深圳大运会前夕，街道也下发了整改的通知，通过积极的协商，最终保留下来。
谁都不知道这次能否如上次一样逃过一劫，只能多做一天是一天。即使不是墙面的整改，画工们对于未来的想象也很难乐观。距离画商黄江来到大芬已经过去了18 个年头了，深圳已从一个落后的小渔村变身成国内一线城市，大芬村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村落成为“中国油画第一村”。大芬村周边地块纷纷拆迁，栋栋高楼拔地而起，城市的天际线被不断改变着，底层画工的命运，也被时代的巨手频频改写。
交通繁忙时段，地铁三号线上每隔两分钟就有列车与大芬村擦身而过。与此同时，在狭窄的巷道中，在弥漫颜料气味的画室里，画工们在眼前的画布上，又添上了一笔。
来源：财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