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石夫绘画市场定位及其状态研究(2)
早在1978年，郭石夫等人就发起成立了北京第一个画会——百花画会，以及中国水墨联盟。郭石夫取“百花齐放”之意，继承传统，以结社的方式，以群体性来加速推动花鸟画的时代繁荣，也为当代画家的成才、成名提供了契机。当时，郭石夫不过三十几岁。入会者中，年龄最大的也只有40岁。许多人后来成为花鸟画坛的中坚力量，活跃于首都画界并影响全国。画会成立之初，郭石夫等人向朋友借500元作为办展经费，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东陪殿举办画展，展出上百位青年花鸟画家的作品近200件，反响巨大，李可染先生、黄胄先生等纷纷到场观看。在画会开幕当天，全部作品销售一空。一花引得百花开，继“百花画会”之后的1980年，郭石夫又同崔子范、王培东、张立辰等组建了北京花鸟画研究会，影响波及全国。郭石夫的创举不仅对新时期的中国花鸟画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还使得那些被称为黑画、饱受摧残的花鸟画重见光明，获得了其应有的地位及广阔的发展前景，也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为现如今的市场定位的产生与巩固埋下了伏笔，更加坚定了他热诚而痴迷地献身于绘画事业的信念。郭石夫是一位修养全面、精力充沛的书画家。多年来，他曾到各地作画、交流，其作品在海内外流布颇广。
5.认识市场规律是郭石夫做好市场定位工作的重要方面
我们总是在说，画家不能不关心自己的市场，市场已经成为画家从事艺术活动之外的另一个头等课题。市场又是无情的，谁不注重市场规律，谁就会被市场所淘汰。认识中国画市场规律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把握中国画艺术的传统，发扬民族艺术的特长，同时又不失时代审美的取向。郭石夫于此方面是深有心得的。近年来，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中国绘画观念出现了“西倾”风潮。中国有着五千年灿烂辉煌的文化史，结果我们非但看不到自己艺术的可贵之处，反倒还试图丢掉自己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丢弃老祖宗为我们留下的“传家宝”，去追求西方的审美准则，去追赶洋味十足的艺术脚步。郭石夫对此现象指出：“当代的艺术家要懂得自己国家与民族文化传统上的观念和人民的欣赏习惯。中国传统绘画是我们民族所独有的、为我们的人民所认同的、喜闻乐见的绘画语言，同时也是其他民族绘画形式里所没有的，因而是不能替代的语言。中国传统的书画艺术并不落后，落后的是我们的观念。我们总在想办法研究西方艺术，但从未想过如何把自己做大、做强给人家去研究。”发挥中华民族绘画的优长，保持民族绘画固有的特色和东方风采，学术上强调民族文化、民族艺术对民族精神独立之必需，创造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精神之作品，是郭石夫一生之追求。当然，郭石夫在重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并不是一味地排斥西方艺术。他尊重传统却并不迂腐不化。在博采中外、百花齐放、艺术手法和风格日益纷繁的情势下，他也在不断探究如何发挥本民族绘画的优长，在与西方艺术多元互补的艺术格局中，既保持民族绘画固有的特色和东方风采，又能有效地借鉴西方艺术的有益元素，使中国绘画矗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二、郭石夫绘画市场状态分析
1.郭石夫绘画市场状态源于其对“京派传统”的继承及对前辈大师的融会贯通
当代画坛能保持中国写意画派传统者已属寥寥，郭石夫却当之无愧地成为其中一个中坚。郭石夫专攻大写意花鸟画，从总体而言亦属于延续文人画一宗，来路清晰，法统地道。他的艺术实践不仅以对“京派传统”的继承为津梁，而且还汲取历代前辈大师的精髓为我所用，融会贯通，遂在艺术开拓的道路上自成一家。辛亥革命前，国内众多优秀的深谙中国文化的大师级精英人物，如金北楼、陈师曾、姚茫父、陈半丁、齐白石等云集北京。民国之后，金北楼、陈师曾这些既有国粹内养又有新文化素养的大师，因种种特定的原因而合流于北京的清流人物之中。此外，以故宫为主体的众多视觉元典文本为画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借鉴的视觉文化资源，云集北京的画坛清流经常看到故宫的藏画。1924年以后，故宫绘画馆藏画开始通过珂罗版印刷技术在《故宫周刊》刊行，使更多的人借此而目睹了中国古代绘画遗产的精华。在如上意义上，当年画坛“京派”形成。在郭石夫的幼年时期，“京派”的文化氛围尚未消失。他父亲是受这种文化氛围陶染浓重的人。直到目前，郭石夫仍然清楚地记得，在幼年时，父亲送给他一本珂罗版精印的《故宫名画》画册，并督促、指导他每日临习。这最初的启蒙对郭石夫此后所走的艺术道路及其艺术风格的形成，不仅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还使他此后自觉地融入了由“京派”画家构成的直到如今仍绵延不绝的“人文圈子”，并逐渐奠定了他日后成为这个“圈子”中翘楚的最原初的基础。因此，我们说郭石夫的艺术作品是“京派”开出的鲜艳的美花之一是毫不为过的。另外，他主要推崇历代花鸟画大师，尤其是对徐渭、八大山人、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等深所服膺。其实，面对郭石夫的画作，我们不仅能清晰地看到他吸收了齐白石、李苦禅、吴昌硕绘画风格的痕迹，也能看到鲜明的陈半丁的痕迹，而且，以此上溯，我们还能发现他对赵之谦、陈淳、林良乃至钱选等人的绘画风格的继承。更为重要的是，从他的画面中，我们虽然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前辈大师们的继承，但那继承绝不是对历代大师的绘画风格进行机械的照搬、拼揍和挪用，而是在“元语言”层面，即在形而上的理性层面，创造性、阐释性地活用了传统。一言以蔽之，郭石夫衔接了中国古典绘学传统的“文化基因”，又通过他具有独到造诣的艺术创造，把这个“文化基因”根植在了现当代人的审美心田。他对前辈先贤进行多年的细心揣摩，研究诸家之优长特点，以“研究”带动“实践”的方法，使古人的经验、静态的传统，经其秉性、学问、修养乃至见解的协助，而被“翻译”成为“活”的视觉源泉，流入自己的心田，并使他能以此为基础，浇灌出今日他以当下生活感受为基础的具有创造性的美丽之花。
2.郭石夫绘画市场状态源于其对笔墨出神入化的参悟
看郭石夫的艺术作品，花还是那些花，鸟还是那些鸟，但经他的一支神笔点化，就有了别样的韵味和精气神，这凸显出郭石夫对笔墨出神入化的参悟与运用。他曾说：“写意花鸟画中所讲的‘笔墨’，不只是用来造型，而是在这一笔与墨运行的过程中，体现着客体自然物和主体情感两个方面的精神世界。”同时，他清醒而冷静地认识到，在中国画技法中，笔与墨是不可分割的。一张画作，笔墨技法是其精神灵肉的体现。墨主要是依靠笔来运用，笔也是靠墨来体现，故言用墨必须先谈用笔，用笔不佳，用墨亦即无章法可循。笔讲筋肉气骨，墨分干湿浓淡，笔墨的中介是水分的控制和运用。在大写意花鸟画中，用大笔泼墨直抒胸臆，要求画家对画理、画法有极高的掌握，有极大的调动各种笔墨技法的能力，方可有出神入化的佳境、神完气足的佳作；用墨最忌平、板、死。笔活则墨活，笔死墨必死。一幅画中墨的干、湿、浓、淡、焦不可平均对待，用笔有节奏，用墨亦有节奏。写意花鸟画用墨尤其要注重大的节奏变化、大开大合的气势，不能拘泥于一笔一画的小变化。郭石夫的笔墨正是这种参悟与领会在多年绘画过程中浸透的一种外化体现。因此，他的绘画作品笔恣墨纵、浑厚生辣、味正气足、滃郁淋漓、大大方方、写尽风神，是纯粹的中国写意画。他的笔墨较前人相比有了更多、更大的突破和贡献，主要表现在：他的笔墨里存在一种他在这个时代所追求的正大光明的气息，这种气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审美要求，也是区别于以前时代的精神境界的一个要求。郭石夫曾说：“我的笔墨和前人不可能是一样的，因为我是郭石夫。我在学习他们的东西，但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会有一个改变。其实，我是有一种奢望的，想把几位大师的优点都有所保留，但实际上这是很难的。通过对大师们一些作品的学习，我的语汇可以变得更加丰富一点。我从他们绘画里面吸收了一些东西，为我的绘画所用，可以使我的绘画表现得更自由。然而不管怎样，我还是我，古人的东西，我可能会有影子在，但是我永远不会变成古人。我认为，一个画家把一位老师当作圣人去崇拜并不是一件好事。人有其长必有其短，这是很有道理的。绘画也是有各种不同的风格，苍拙是一种美，秀逸也是一种美。美本身就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
3.郭石绘画市场状态源于其作品意境的阔大磅礴
(1)他的绘画作品以格高气正为大气派，浑朴磊落，一派端庄。例如，他笔下的梅花，枝干挺拔昂扬，杵天拔地；花朵笑傲春风，洋溢着昂扬、坚挺的生命活力与生命韧性。古人论画，要求“笔笔见力”、“枯笔取气，湿笔取韵”。郭石夫以其长期实践，曾有如下体会：“首先要气沉丹田，再运气到臂、肘、腕、指而达笔端，所画之点线要求筋、肉、骨、气俱现。所谓笔绝而不断谓之‘筋’，起伏成实谓之‘肉’，生气刚正谓之‘骨’，迹化不败谓之‘气’。一个画家要在自己的画作中达到以上各项要求，不下一番苦功夫是很难做到的。”
(2)他的绘画作品旷放健劲，傲骨铮铮。郭石夫以其罕见的画面响亮地呼唤着传统文人应有的精神气度与人格品质。这些年来，我们总是在讲走进传统、重温传统，大多不过人云亦云，说说而已，而郭石夫却早已经用他的绘画作品证明其立场。他说：“中国的艺术是一条河流，从未间断地向前奔流。不同阶段、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的人们不断地向其中添加新的成分，使它逐渐由小溪汇成河流。所以，中国绘画的文脉从未中断，尽管形式有所变化，内容不断丰富，但它的基本理念始终没有变，工具没有变，主体精神没有变。那么，所谓个人风格、个人面貌，要么昙花一现，自生自灭，要么归于正脉，万变不离其中。”
(3)郭石夫潜身修学，厚积薄发，大器晚成。大写意花鸟画尤其需心手相应，千锤百炼。明清以来，中国画的大师级人物多出在写意花鸟画领域，高峰耸峙，难度极大。画家要有风格，在绘画实践中逐步找到与自己的精神需要相适应的艺术语言。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画家一定得慢慢磨出来，绝不能为风格而风格，试图一蹴而就。画的气息要靠人的境界来维持，而境界就是人的文化修养以及由此生发的精神追求。郭石夫深切地领会到这一点，故而，他的绘画作品阳光灿烂，崇尚光明，生化发扬，勃勃生机，充满真挚情怀。
4.郭石夫绘画市场状态源于其对生活的深入观察与多重体悟及在书法、篆刻方面的深厚修为
郭石夫十分重视生活，在继承文人画传统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可以说，他的创作方法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重感受、对先贤大师的广采博收和对生活深入体察的结合体。他始终让“悟”成为一种常态。他的“悟”既在画之内，也在画之外。尤其是对京剧之悟，使他“迁想妙得”，又被“反哺”于绘画艺术，使其悟出绘画的真谛。郭石夫出生在一个京剧世家，他的京剧演唱当行地道，后终于归到写意画行当中。他善于将京剧表演艺术的意蕴与手法借入写意画中，旁敲侧击，自出清响。这也充分证明了中国的艺术在一个极高的境界上，是能共通共融的。“悟并悟有大得”是郭石夫取得大写意花鸟画艺术成就的关键。所以，他的大写意花鸟画富有底蕴，意兴遄飞，大气磅礴。
“悟”不仅使得郭石夫的大写意花鸟画艺术不断精进，更使他在山水画等其他画科和书法、篆刻等艺术门类都有极深的修为。他也曾说：“美术史上，许多大画家同时也是大书法家。书法理论与实践几乎包容了中国画用笔的全部美学价值，与绘画相比，它更加抽象、更加概括，因而也更具审美意义。书法修养对于写意画家的极端重要性早已是不言自明了。”在篆刻上，郭石夫也是深入堂奥的好手。他把印章入画，除形式上给绘画以灼灼之生气外，印语的内容也是画家个人精神志趣和审美追求的反映。特别是闲章，记录着他在不同时期的境遇和艺术见解以及偶触杂感。显然，这些并无二致的近缘艺术无不使他的作品生辉。正如评论家所言：“郭石夫的画，从主体上继承了明清以降写意画的传统，用笔酣畅，气韵生动，筋骨内含，造型生动传神，章法奇崛，常有姿媚跃出，且设色明艳，豁爽亮丽但不俗气，主题取材也往往多有创意，境界也能别出心裁，能够准确地表现出中国文化特有的精神气息。”
5.郭石夫作品的市场价格体系的构成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其市场定位的形成
画家市场定位的形成，最重要的支点就是作品市场价格体系的重构。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价格体系，就很难有稳定的市场定位。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当代中国画市场显露出许多浮躁、泡沫和不理性。由于缺乏相应的价格指标体系和规范机制，作品的价格和价值出现了背离。郭石夫的绘画作品的市场价格体系正是竭力去除炒作的成分，一直以真实为基准。中国画廊联盟经过对郭石夫的作品严谨而周密的分析与调研，发现其作品无论在学术定位方面，还是在市场定位方面，都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其上升的空间也在不断被打开。
由此可见，郭石夫绘画市场定位及其状态是源于其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坚守。真正能立定中国绘画精神、对民族绘画精神有深刻的理解和灼见、能够远离时尚和流风俗韵、不随波逐流、自信安详、忠于职守与信念的如孤行志士般的艺术家毕竟是凤毛麟角。郭石夫却正是一位不随时趣、一意孤行的画家。他对传统的认识，源于其对历史的宏观的眼光。他认为，许多“风”也好，“潮”也好，只是暂时的，而中国画学的精神犹如东方文化这条奔流不息的大河一样，虽千曲百折，终是向前。他并非不关注西方艺术，而是每每在东、西方艺术进行比较时，能以客观的态度分析各自的优劣，不能以“西”衡“中”，更不能以“西”代“中”。中国画经千百年流布，早已深深地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数千年东方文化的生态系统诉诸于艺术的文化记忆和文化生存，是自成体系的。他以亲身的艺术创作实践向人们证明，源于中国文化内在的生生不息的活力始终是中国画发展的动力，沿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在不断的修正中前进，甚至会以更古老民族精神和形态来表达新的时代艺术理念。郭石夫走的是一条典型的“从民族文化入、从民族文化出”的艺术之路，从而在当代承传与延续中国民族绘画的历程中形成了一座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