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中国画坛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宋文治（1919-1999）一生致力于山水画的继承、创新和研究，将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山水和当代生活的观察与体验融入到艺术创作中，以精湛的艺术手法从传统中提炼出崭新的时代精神和笔墨意蕴，为推动当代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宋文治早年风格疏秀；中年笔墨劲健，意境灵奇，时代气息浓郁；晚年尝试没骨泼彩，格调清新，意境空蒙迷茫。他一生的艺术之路，从某种程度上可谓是20世纪中国山水画从技术、题材到创作思想的改造、变化的典型缩影。
宋文治生前参加过各种展览，出版了多本画册，他的绘画不断被人学习。然人们对宋文治的关注似仅限于绘画技巧、风格样式等方面的研究，相关撰述大多是零散的、片段的，对其艺术风格、历史成就的评析缺乏一定的系统性。
在宋文治生前，发表的相关评论最为重要者是包立民发表于《美术》1991年第10期的《宋文治的艺术道路》。他引用了宋文治的自述将画家一生治艺分为三个阶段：青年学古、中年出新、老年求变，对各时期绘画观念及代表作进行了概述性的归纳与总结，演绎出画家艺术的发展脉络、演变轨迹，使人们对宋文治形成了一个总体的认识，颇具综合概括之功，也拉开了现代宋文治研究的序幕。
1998年，宋文治应江苏美术出版社之邀编写《宋文治山水画技法解析》，从创作仿古山水画用纸墨色开始，到画树补石，置陈布势，深入浅出地口述与示范，由学生郑伟建记录整理出一部详细的山水技法书，成为了解画家绘画过程的重要参考书。《宋文治山水画技法解析》图文并茂，自出版发行之后，一直广受绘画爱好者和宋文治艺术研究者的欢迎和关注。
众所周知，文献、图像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李树勤、沈启鹏等人宋文治学生对宋文治绘画趣事、理论观念的整理和阐述，对宋文治艺术的传播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宋文治生前，《宋文治作品选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宋文治画集》（金陵书画社，1982年）、《宋文治山水画选集》（安徽美术出版社，1985年）《宋文治新作选》（荣宝斋，1988年）《宋文治画集》（荣宝斋，1992年）《当代名家中国画全集·宋文治》（古吴轩出版社，1993年）等一大批画册、图谱相继出版，为宋文治研究提供了许多直接的图像资料，对宋文治绘画的传播和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其中，尤以《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宋文治》（俗称“大红袍”）（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最为重要，宋文治本人也投入甚多精力。画册收录宋文治各阶段山水画代表作近200件，可谓宋文治绘画一生之总结，较具资料价值。郜宗远作序《满目青山夕照明——略述宋文治先生艺术生涯60年》，以散文形式简要叙述了宋文治其人其艺，分析了宋文治新近绘画的风格特征。
宋文治《云壑奔流图》/ 68cm×45cm / 1979年2000年7月，也就是宋文治逝世一周年前夕，宋玉麟怀着对父亲的深厚情感，费时半年著成《娄江宋文治：忆我的父亲》并由吴轩出版社出版，可谓是最好的纪念方式。宋玉麟分“出生”“青少年时代”“师友之间”“崭露头角”“山川巨变”“江南春(微博)潮”“思变”“三癖”“松石斋·松风亭”“艺术长青”等小节，以不施雕饰的文字详实地记述了宋文治从一个穷苦孩子，到中小学美术教员，再到著名画家的人生经历和艺术道路，从生活的平和视野生动地呈现出画家丰富的情感世界，给人予真切的启示。该书图文并茂，提供了喜多鲜为人知的资料，一方面满足了社会了解宋文治之需，另一方面则为宋文治研究提供了一系列基本素材，对宋文治生平研究发挥过一定的参考作用。然传记属于文学范畴，毕竟不同于纯粹的学术研究，其任务是向读者展现出一个人物的生命历程，描述影响一个人物成长、发展的各种因素，重在叙述，且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因而还称不上典型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当然，《娄江宋文治：忆我的父亲》的问世，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002年10月，关山月美术馆、江苏省国画院联合举办“丹青绘尽山河春——宋文治艺术展”，展出宋文治各个时期的200余幅山水画作品，是宋文治逝世后的第一次大型的立体性回顾展览。关山月美术馆编辑出版大型展览图录《丹青绘尽山河春——宋文治艺术展》，专门邀请陈履生(微博)、马鸿增等人撰写文章，可谓相得益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文治其人其艺的传播和研究。
其实，陈履生是最早将宋文治纳入20世纪中国绘画史的角度讨论的学者。他主攻新中国美术史，著有《新中国美术图史（1949-1966）》《革命的时代：延安以来的主题创作研究》《红旗飘飘：20世纪主题绘画创作研究》等，擅长以高屋建瓴的视野考察现代美术史上的若干问题。他著成《宋文治在20世纪山水画史上的地位》，将宋文治置于20世纪中后期中国山水画改造的历史进程中探讨其人其艺，分析了他在新中国美术史上的贡献。陈履生认为，宋文治的艺术贡献可以从“以四王的浅绛画法写时代新意，使这一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以传统的笔墨抒一己胸臆，创造了独特的宋家山水面貌”两个方面确认，颇具启发性。显然，他的论述初步跃出了绘画评论的范畴，具有一定的史识之大格局，令人清楚地了解了宋文治的历史地位。而马鸿增长年关注江苏美术，与宋文治多有接触，得以近距离地观察画家的艺术创作与活动，先后七次为宋文治撰写评论。1980年代初期，马鸿增撰文《继承传统，融辟新风——宋文治山水画的推陈出新》叙述画家的创新，《江南好，能不忆江南？》专谈其江南水乡作品。1982年，宋文治在江苏省美术馆举办首次个人画展，“小泼彩”作品正式亮相，马鸿增应邀著评《胸洗浴雨露，笔写青山——略谈宋文治同志的艺术道路》，综论了画家的新作。后来，他出版了江苏绘画的集大成之作《新金陵画派五十年》，对宋文治多有考察。在马鸿增看来，研究新金陵画派，必须研究宋文治；研究宋文治，必须研究新金陵画派。他认为，宋文治“以自己鲜明的艺术个性丰富了画派的整体风貌，以其永不满足的创新精神而成为80年代中期以后新金陵画派的中流砥柱，在20世纪中国画历史上占有重要席地”。2005年，马鸿增又写了《宋文治山水画艺术解读》，将宋文治一生绘画创作解析为“三个阶段 三种情结”：“第一阶段，1919-1959年，娄东·传统情结”“第二阶段，1957-1976年，新中国情结”“第三阶段，1977-1999，思变情结”，可谓言简意赅地指出了宋文治绘画道路及其画学思想的实质，但大致仍逃脱不了宋文治生前自己“学古·创新·思变”的三部曲叙述模式之范畴。
1989年，宋文治弘扬公益，向国家捐赠所藏明清书画、历代陶器60件及代表作60件，太仓市专门成立宋文治艺术馆。12月17日，宋文治艺术馆正式对外开放，逐渐成为传播宋文治艺术及其精神的重要窗口。多年来，宋文治艺术馆积极做好宋文治藏品研究，先后举办了多种专题展览，编辑不定期刊物，交流学术信息，建立了宋文治艺术作品典藏、推广、研究的完整体系，为传播宋文治的艺术、流布宋文治的艺术精神而不遗余力，不仅弘扬了宋文治艺术精神，也客观上促进了宋文治艺术研究的学术发展。
宋文治《江南三月》/ 60cm×48cm / 1982年2008年7月，宋文治艺术馆将散见于报刊、杂志和画册的介绍、纪念和研究宋文治的文章编辑结集《宋文治研究》，成为最早的一本文献资料集。该书收录了宋文治友好、门生、亲属及有关专家学者关于宋文治其人其艺的若干文章60余篇，或追思回忆，或研究考察，内容涉及宋文治生平与绘画等方面，相关叙述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些文章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回忆录形式，多为记述对于宋文治交往的印象，赞扬其人品，表达深切缅怀之情，为宋文治研究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在后来的几年间，这一类文章还不断出现。另一类是对宋文治绘画的初步探讨，从不同的角度就绘画阐发了不少新见解，对拓展研究宋文治生平与绘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需要说明的是，在这本纪念集中，上述的一些重要文章都收录其中。尽管人们对宋文治的艺术之途多有论述，但大多仅止于行云流水式的品评文字。综合地看，当时的宋文治研究，基本处于“纪念性”阶段，老一辈作者多属其故友、门生，文章内容多怀念和赞扬，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尚未真正进入客观、系统的深入研究。
2009年10月21日，值纪念宋文治诞辰90周年之际，江苏省文化厅、江苏省文联、太仓市人民政府联合组织“宋文治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活动”，举办“宋文治先生山水画精品展”“宋文治艺术座谈会”。马鸿增、萧平、陈履生、尚辉、郜宗远等20余位美术理论家、画家就宋文治其人其艺各抒己见，对其一生“学古·创新·思变”的绘画理念进行热烈讨论。与会者一致认为，宋文治精深了解传统，深刻认识时代，是一位具有首创性的画家，对笔墨当随时代、绘画材料和技法变革等均做了大量的工作，对当代的山水画创作有直接的借鉴意义，能激发当今艺术家进一步认知笔墨当随时代的精神所在。
对宋文治研究的推动，宋文治家属所起的作用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宣传宋文治及其艺术，在他们看来义不容辞，更是责无旁贷。几年来，他们一直积极奔走，为传播宋文治的艺术、流布宋文治的艺术精神而不遗余力。宋玉麟利用自己的画家身份互动于绘画界和美术史论界，并联合宋文治艺术馆这个有效平台积极活动，策划展览，举办研讨会，邀请相关学者对宋文治进行讨论研究，客观上推动了学术界对宋文治的关注。近年来，宋文治孙女宋珮对宋文治图像文献的整理也可一书。2011年，宋文治艺术馆和家属联合协调，先后在东莞市美术馆、福建省美术馆举办“传古鼎新——宋文治艺术作品展”。为配合展览，宋珮主编图录文献集《传古鼎新--宋文治艺术作品赏析》，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该书以“摹古继承”“激情时代”“江南情怀”“衰年变法”为单元，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出宋文治从事绘画艺术从师古到出新直至求变的艺术历程，作品文字解读通俗易懂，又富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引导人们透过图文领略画家的艺术学养之魅力。她还撰述综论性文章《善学思变的艺术人生》，并附有 “宋文治年表”“宋文治常用印章”等，极具资料价值。
2012年6月13日，北京画院将宋文治纳入“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系列，策划“文治风华—宋文治绘画艺术回顾展”开幕，汇聚宋文治画作70余幅和画家生平年表等部分文献资料，以年代为“山川巨变”“湖山新貌”“江南春潮”“彩墨华章”四个部分，全方位呈现了大家的艺术人生风貌，呈现出了宋文治山水画艺术风格转变的脉络过程。当天，北京画院还举办了“文治风华——宋文治绘画艺术回顾展”研讨会，郜宗远、陈履生、孙美兰、李树声、朱京生、刘龙庭、赵力忠、范扬、李一、于洋、丁观加、李小可、袁宝林、王镛、朱京生、杨庚新、王明明、宋玉麟、马鸿增等人出席，成为自宋文治逝世以来的第一次集追思与研讨一体的综合性学术活动。人们主要侧重于站在21世纪回顾20世纪美术历程的立场上，藉考察宋文治之际对中国画的前途进行思考，总结一代美术家的历史性创造，希望为今后的中国画发展提供一点启示，引发了宋文治研究的第一次讨论热潮。
同时，北京画院编撰研究丛书《文治风华——宋文治绘画艺术》由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所附马明宸《笔未歇，青未了——宋文治山水画的意境求索》较为独到。他从“‘小青绿’风格的最后总结”“‘大写意’回归的风气之先”“‘多元化’风潮中的传统坚守”等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评述。他认为，宋文治的艺术探索时间跨度长、风格分期明显、意境转换脉络明晰，其风格流变过程就是20世纪新中国山水画史发展的缩影，解读他的艺术风格意境转换可以看出宋文治的山水画艺术既被大的历史潮流所决定，同时又反作用于画史、影响画史的发展方向；宋文治的艺术与历史之间呈现出一种作用与被作用的关系，足以说明在新中国山水画史上的独特价值。
宋文治《韶山》/ 28cm×33cm / 1960年事实上，随着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研究视野的不断开阔、研究方法的日益进步，当前的绘画史研究逐渐向精微、细致、严谨、理性的方向发展。一些中青年学者不再满足于统而概之的泛论式叙述，往往能从艺术本体的分析逐步扩展到人文内涵的高度去审视，结合社会背景、文化情景及个人际遇等历史环境中探究近现代绘画史，体现出与老一代美术史研究者不同的研究视野。马明宸对于宋文治的考察当属此列。笔者则在一本讨论20世纪中期韶山图像的著作中结合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因素，探讨诸如1960年长途写生途中所作《韶山毛主席故居》、1961年的两幅《韶峰耸翠》、1977年与金志远为毛主席纪念堂合作《韶山朝晖》等宋文治韶山图创作的生动而目，解析其美学趣味和图式意义，可以说是一篇微观的个案研究论文。在笔者看来，宋文治的韶山图由于政治的作用力，绝不是个人情趣的表述，是画家在习惯笔墨基础上进行的新创造，基本上与现实表达形成比较完美的结合，己非一般写生意义上的韶山可比，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国家形象性的审美诉求。
另外，宋文治被高等院校学生作为硕士学位课题来攻读，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2013年，渤海大学蒋丽洁完成硕士学位论文《论宋文治山水画流变》，以作品为实例深入分析宋文治山水画流变个人主观因素和时代环境，阐述其山水画流变的表现意义及其创造的个性艺术魅力突出研究其山水画流变的表现意义及其创造的个性艺术魅力，有别于以往的一般通论性阐述。作者主要侧重于分析“细宋”、“粗宋”、“小泼彩”三种山水画风貌在宋文治作品中体现的时代性、技术性和艺术性，进一步探究他对新金陵画派的影响及在20世纪山水画史上的地位。
回顾二十余年的相关著述，宋文治研究的文字初具规模，其一，生平传记的撰述和作品图像文献的整理，已经初步建立了宋文治研究的基本资料；其二，有关论述性文章在宋文治的绘画技巧、风格演变、图像特征、历史地位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严格地说，宋文治研究尚未进入学术意义上的理性阶段。当然，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宋文治研究起步较晚，其不成熟性在所难免；其次与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学风也有一定关系，诸如“社会背景+生平介绍+作品评析”式的叙述习惯严重约束了研究者的思维模式和写作方式，人们仍基本停留在就画论画，很少利用其他方法融会贯通；再次，相关研究者多为宋文治门生故旧，一时难于摆脱浓郁的感情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辨证、理性的研究方向。另外，还有一个现象需要特别指出，即在中国美术史界，一般评论画家，正面评价几成惯例，不管好歹，只要是某人的作品，无疑都好。宋文治研究中也同样如此，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一味颂扬而没有批评，难免会失之片面。宋文治是一个平凡、丰富而活生生的人，他的创作活动有着十分复杂的多个方面，因此，他的绘画作品也存在着多个层面，既不应回避他的不足和局限性，把他神化，亦不能苛求于他。如果一味地加以概念化而不区别对待，容易流于武断、偏激。
无须讳言，大多数论述仅局限于绘画本体学方面，着眼于画家技法演进和风格美学等内容，缺乏详实的个案分析和足够的微观研讨，图像研究不足，理论架构缺失，相关论述有时显得比较薄弱或片断，少有极为深入、极有价值的突破，而无法全面展现宋文治其人其艺及其与中国社会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也未能立体地呈现出作为独立个体的生动形象，因而在材料学、方法论上有待进一步改进和拓展。
有目共睹的是，宋文治的绘画与时代紧密相连。笔者以为，研究画家个案，既要对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进行美术史意义的梳理、考证和阐释，又要从美术理论的角度去总结和阐发其在美术发展史上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更详尽地对宋文治进行绘画本体发展和社会文化上的系统诠释和研究，而不能局限于点评式叙说或一般性描述。笔者以为，从宋文治一生经历及其相关的社会现实入手去探索，全面叙述其绘画创作的生动面目，深入考察其绘画创作的时代特征，客观再现一个生动的立体形象，是今后宋文治研究的当务之急。人们可以结合相关社会文化论述他创作思想与实践的过程，强调社会环境、政治局势的变化对画家产生的深刻影响，分析其在社会文化环境的剧烈变化下在美术观念上所做出的回应。在重视诸如笔墨、章法、形式、意境等绘画本体讨论的同时，突破绘画之范畴，尤其注意将外在的社会环境与美术结合的研究，即从绘画研究的“内在要素”与“外在要素”两方面入手，综合运用图像志、风格学和形式分析法，选择其各阶段作品纳入20世纪中后期中国社会、政治、文化领域去观照其多层次意义，从而解释宋文治绘画的风格选择、发展动力以及其治艺历程中若干的演变问题，并探讨其宋文治绘画独特的历史意义和艺术影响。
固然，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入手考察绘画本体变迁，是宋文治研究中所忽略的部分，需要建构与确立。本体学的研究遮蔽了宋文治绘画演变的内在轨迹，而通过各项分析还原宋文治绘画创作的生动的历史面貌，以反思政治和绘画的关系出发厘清历史线索，并对其取得的重要创作成果进行合理、辩证的形式分析和美学评价；但除政治因素之外，还有画家自己的思想观念、审美取向、文化修养等因素的作用，也是宋文治研究不可忽视的部分。
在笔者看来，现代绘画史的研究必须注重“历史的现场感”，对绘画作品的基础研究上展开结构和文化分析，在作品与时代环境、意识形态关系的建构中把握画家的艺术个性，是宋文治绘画研究的着力点。所以，对宋文治绘画的研究应该努力地将他和作品放回到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去考察，分析其作品、题材和观念以及绘画的形式规律，同时还要关注其产生的环境与条件，揭示出其绘画创作的逻辑发展过程，展现历史的真实。当然，这种探讨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完全可以深化当前宋文治研究的已有成果。
来源：微信公众号 宋文治艺术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