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叶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发生巨变的时期，政治经济的变革同样也影响到了文化艺术领域。上海处在中西方文明的交汇点，创生了一种自由、开放颇具特色的海派文化。在书法领域，从赵之谦橐笔于沪，经吴昌硕领袖艺林、沈尹默主盟书坛，上海所形成的“海派书法”成为了全国书坛的中心。周慧珺先生正是在沈尹默、白蕉、拱德邻、翁闿运等一批老前辈的悉心呵护、指导下走上了书法艺术之路。20世纪70年代——甚至到80年代初，周慧珺成为书坛的一代骄子，由她代表的海派书风，风靡全国，从者如云。时至今天，在周慧珺先生从艺六十周年之际，我们欲对周慧珺先生的书法进行研究就绕不出对“海派书法”的研究，同时要想研究“海派书法”也必须要关注周慧珺先生的书法。笔者试从周慧珺先生的学碑情结进行探析，梳理其书法艺术探索历程与“海派书法”的联系，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晚清民国以来的上海书法传承与发展的脉络，并借此献给周慧珺从艺六十周年书法研讨会。
一、从周慧珺先生的学书经历与人生历练看其学碑情结
1939年周慧珺先生出生，父亲周志醒是一位儒商。“父亲钟情于收藏，堂屋里挂满了字画，收藏的字画不下数百。还特地将一间居室辟为藏画室，取自己名中一字，号为‘醒斋’” 正是在这样家庭的翰墨氛围下，周慧珺从小就得到了良好的艺术熏陶和启蒙。随后，在父亲的教导下，即“人生在世，书一定要读好，字一定要写好。学书要学赵孟，学赵能似管道昇” 的理念，周慧珺开始学习端庄流美的“赵体”书法。
1959年，周慧珺因类风湿关节炎发作从上海科技大学退学，在家闲暇无意得到米芾《蜀素帖》，并被其摇曳生姿、雄强俊逸、风樯阵马、一泻千里，于雄峻中蕴含清新，于遒劲中绽放瑰丽的书风所倾倒。“米字”中那种意气风发的神采、狂放骏快的笔锋何尝不是周慧珺多年来所寻求的风范，它深深地震撼了周慧珺的心灵，从此周慧珺开始沉浸于“米字”书法的研习。
1962年秋，周慧珺先生以节临米芾《蜀素帖》在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举办的市级书法展览中入选，并被刊登在《新民晚报》。同年，周慧珺先生参加上海市青年宫开办的书法学习班，从此开始了她书法艺术学习的正规道路。上海市青年宫书法学习班的师资队伍有沈尹默、白蕉、拱德邻、翁闿运等一批享誉书坛的名家。在名师的指导下，周慧珺书法艺术视野不断扩展，在用笔的方法、用笔的原理上得到了梳理，相继临习颜真卿、褚遂良、欧阳询的楷书和以宋四家为主的行书。从“赵字”到“米字”再到青年宫书法学习班一路走下来，周慧珺先生书法的取法可谓是纯正的帖学一派。
然而在1974年，周慧珺先生应上海书画社之约出版了《行书字帖——鲁迅诗歌选》。字帖中那刚健俊逸的书风令人耳目一新，似乎可以显露出周慧珺先生由帖到碑书法审美转变的倾向。周慧珺先生学碑情结的出现，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着社会时代环境的因素，同时也与自身因素息息相关。1967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红色风暴席卷了各个领域。在上海，“书法界泰斗沈尹默老先生也被挂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被关进了牛棚……传统的书画艺术被打入冷宫，书画作品付之一炬，就连那些书画家们也经受着抄家、批斗、迫害之苦……拱德邻、翁闿运等‘书刻会’的老师纷纷被抓了起来，列入‘靠边站’的名单中” ，以沈尹默为代表的帖派权威的书法家们被打倒，上海书坛的帖学书法教学体系也被破坏。随后，沈尹默、拱德邻二位先生相继去世。在后来周慧珺的书法学习中，翁闿运先生给予很大的指导，翁老先生家藏丰富的名家碑帖，其本身临习篆隶，上自两周金文，下迄秦汉刻石，对颜字又情有独钟。翁老篆书温润古雅，似汉碑额；行书兼容碑帖，笔法精熟，浑厚老练。无疑，周慧珺先生书法取法的转变与翁老有着直接的关系。当然，周慧珺先生的学碑情结形成不仅仅源于外部因素，其自身在人生历练中形成的审美感受同样起到了重要原因。在“文革”中，周家同样遭受迫害，父亲被划为“黑五类”分子，周家被抄，大量书画古玩一洗而空，周家人的生活日益窘迫。对于周慧珺而言，处在这样糟糕的环境里是一种摧残。“其实，周慧珺自己的情况更是苦不堪言！多年罹患的类风湿性关节炎，随着生存状况的恶劣，一点点加重，一刻不停地折磨着她。” 然而，周慧珺先生在面临厄运与灾难选择了勇敢的挑战，正是经历过“文革”的磨难，磨砺出了自己不屈的意志，也成就了她那种雄健潇洒、具有强烈时代节奏感的书风。正如周慧珺先生自己在《行书字帖——鲁迅诗歌选》中的《自序》一文中写道：“‘文革’中家庭遭受变故及自身受疾病折磨，这一时期的书风追求雄强刚健，以表达自己在逆境中不甘屈服的心态。” 正是印证了扬雄的“书为心画”，更加肯定了清人刘熙载提出：“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 无疑“雄强刚健”“不甘屈服”成为了周慧珺先生书法艺术的审美追求，这种审美追求的形成来自于自己人生体验的审美感受，这也为周慧珺在书法学习中由帖向碑的转变埋下了伏笔，周慧珺先生学碑情结在“文革”期间开始萌芽。
二、海派书法与周慧珺先生学碑情结
一种艺术审美的产生，必定和艺术家本身所处的时代风气和社会氛围有着莫大的关系。正如丹纳所提出：“自然界有他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了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他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 丹纳所说的“气候”是指艺术家本身的思想和他所处的社会氛围共同组成的。周慧珺先生书法艺术思想根植于她所处的“海派书法”这一深厚的艺术土壤之中。
“海派书法”与绘画中的“海派”一样，在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交融下，在新的市民文化的实践中，以一种自由、开放的社会机制，刺激和激励艺术人才的交往和流动，促成多种文化因素边缘创生的结果。周慧珺先生在《海派代表书法家系列作品集》的序言中说：
“海派”作为一种特指的文化现象，既不是地域性名称，也非任何风格流派所涵盖。而且，从今天的视角看，“海派”这一概念也早已逸出了当日产生这一名词时的界定，成为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文化在上海集中发生的一道亮丽景观。
当下，我们对海派书法阵营进行梳理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前期代表人物有赵之谦、吴昌硕、沈曾植、曾熙、李瑞清等；中期有沈尹默、李叔同、潘伯鹰、黄宾虹、吴湖帆、来楚生、白蕉、拱德邻、邓散木等；后期有王蘧常、陆俨少、王个簃、唐云、陈巨来、谢稚柳、方去疾等。
前期的代表书家大都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期的上海书坛以碑派或碑帖结合的风貌引领全国，影响了民国时期的书法审美方向，乃至对现当代中国书坛也存有深刻的影响。其中，沈曾植开创性地将碑帖两大书法系统有机地加以整合，以北碑的方折用笔融入流美婉转的行草书中，形成生拙质古碑帖融合的章草面貌。沃兴华先生对于沈曾植的评述：
沈曾植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是当代书法第一人，一种倾向的开端，一个运动的肇始，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类似于西方绘画史上的塞尚。
虽然以上评价中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但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碑帖结合对之后书法发展存在的意义。
然而，海派书法发展到中期产生了帖学思潮的回流。以沈尹默、白蕉为代表的一些帖派书家之所以能够在上海出现并形成一个团体，是因为上海处于中西文明的交汇港口，最早掌握了最新的印刷出版技术。这种现代印刷技术刊印了大量书法碑帖珍品，使得那些过去秘藏于皇宫贵族手中的稀世真迹公之于世，拓展了书家们的艺术视野，出现了在清代碑学浪潮之后书法帖学的回光返照。周慧珺先生青年时期正是在沈尹默、白蕉等帖学书家的指导下对传统帖学进行系统性的学习，所以周慧珺先生早期书法风貌是流畅妍美的帖学书风。
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讲道：
某一时代，某一处所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状态怎么样，他们所产生的文艺（无论文学、书学、画学……）便怎么样，各方面都有牵连，逃不过识者的慧眼。所以说，文艺是有国民性和时代精神的东西。
“文革”以后，周慧珺先生开始涉猎六朝碑版书法的临习，虽然这一时期周慧珺的书法学习与翁闿运先生的指导密切相关，还有赖于社会时风的转变和个人审美选择的导向。周慧珺先生在谈临帖中有关选帖问题时讲道：
我认为，在请教师长介绍推荐一些帖目以后，可以根据个人的爱好，挑选与自身个性相近的字帖来学……一个人必然是有性情、有好恶感的，对于自己喜爱的东西，才会产生感情，肯下功夫去追求和求索。
显然，这时候的周慧珺开始介入碑版书法的学习是有着自己审美选择倾向的。然而，周慧珺先生这种学碑情结形成的深层根源是什么呢？为什么会对魏碑产生兴趣呢？这一切根源于“海派书法”深厚的碑学思想体系。“海派”先驱赵之谦的书法直取汉碑和六朝造像碑刻，在风格多样的书体之中对北碑推崇备至，称道：
六朝古刻，妙在耐看，猝遇之，鄙夫骇、智士哂耳，瞠目半日，乃见一波磔、一起落，皆天造地设，移异不得。必执笔规距，始知无下手处。不曾此中阅尽甘苦，更不解是。[12]
赵之谦对六朝碑刻之妙的推崇与实践，正是日后周慧珺书法审美来源的深层根源。再到沈曾植融碑派笔法于行草之中，开碑帖结合书风之先河，从周慧珺先生的书法作品面貌中完全可以找到其对沈氏的继承。
从周慧珺先生学书之初，到由帖入碑审美取向的转变以及后来碑帖相融的探索，她一直处在一个多元的、包容的海派书法体系之中，同时也在丰富和完善着这一体系。所以说，周慧珺先生学碑情结的根源来自于“海派书法”。
三、结语
周慧珺得益于沈尹默、白蕉、拱德邻、翁闿运等一批老前辈的悉心呵护、指导走上了书法艺术之路，后来随着时代的变化和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她的审美倾向开始转变形成了崇尚大气、刚健的风貌。如果说周慧珺先生的个人人生体验与碑学审美相契合是她学碑情结产生原动力的话，那么“海派书法”的审美是她学碑情结形成的深层根源。“海派书法”造就了周慧珺，同时“海派书法”也因周慧珺先生的积极参与而得到了丰富与发展。
来源：微信公众号 周慧珺书法艺术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