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欧洲战役史论》手稿

　　雪珥

　　1917年2月28日，刚满44周岁的民国著名公知梁启超，遭遇了其他公知们的强烈“吐槽”。

　　原因是：梁启超居然是“鹰派”，鼓动中国对德国绝交乃至宣战，加入世界大战，为国家挽回利权、获取更大利益。

　　围殴梁启超的公知，以原国民党党员(该党已于1913年被解散，孙文另组了中华革命党，到1919才改组为中国革命党)、36岁的参议员马君武为代表。他联合了300多名参议员，联名通电，不指名地攻击梁启超为“阴谋小人”，“欲借此在国内滋生事端，耸情政府，断绝国交，加入战团，祸害种种。”

　　另一原国民党党员、36岁的文人叶楚枪，也在《民国日报》上撰文，谴责梁启超想率中国人民入于“市井下流”之境。

　　早已分道扬镳的梁的老师康有为，也在不久后(3月13日)发表“元电”，认为对德绝交将导致德国的反攻，甚至套用伍子胥的语录说：“悬吾目于国门，以视德舰之入。”

　　媒体上，有人甚至指责：“梁启超欲借绝交以兴战祸，是将以全国军民之生命财产，供其一人之牺牲。”(《中华新报》1917年4月1日)……

　　对于自己的处境，梁启超坦承：“颇闻反对派言论，以兹事集矢于鄙人之一身，目为主动，斥为阴谋。”(《外交方针质言》)

　　这些都仅仅是言辞攻击的一部分，马君武甚至公开在要求政府将梁启超“驱逐出京，以绝祸源”——尽管马本人从来都反感这个政府对他的任何钳制。

　　在公知们可以畅所欲言、毫无顾忌、甚至喊打喊杀的民初舆论场，“鹰派”的天空似乎并不宽广…… 

　　文攻武斗

　　其实，梁启超还算是幸运的。在他遭遇文攻之前，已经有支持中国参战的参议员，在议会大厅内遭遇了马君武的武斗。

　　那位倒霉的参议员，名叫李肇甫。在议会讨论中，李肇甫赞同中国应该对德国断交、宣战，被马君武破口大骂，说他“放狗屁”，而后跳将过去，用手杖猛揍李肇甫，连说“打狗、打狗。”(陶菊隐《督军团传》、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

　　据李肇甫的后人记载，当时李肇甫边退边辩，马还追着打，后来议院的警察过来干涉，李肇甫反倒为马君武解围说：“这是我们议员之间的辩论，你们不能干涉。”据说从那时候开始，为了防止议员在辩论时动武，议院的墨合砚台都钉在桌上。李肇甫回家后，其妻打水给他洗脚，看到他的腿都是青紫色，一问才知是被马议员打的。(杜欣欣《祖父李肇甫》)

　　马君武与梁启超，曾经是保皇党的通知，后来马改投孙文的革命党，他还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翻译者。马君武其人脾气暴烈，一言不和便会动手，且无论是对外人还是同志。辛亥革命成功后，革命党内部无法就实行集权的总统制还是分权的内阁制达成一致，在孙文的高压下，最后认可了总统制(而当袁世凯成为总统时，革命党方面又转而反对总统制)。一向主张分权的宋教仁，依然继续推销他的内阁制，马君武为此指摘宋是“自谋总理”，在内部会议上狠劈了宋一个耳光，令宋的左眼流血不止(马凌甫《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亲历记》)。

　　对于主战的梁启超，马君武并没有仅仅发了个通电就放过，而是继续痛打。不久，因外交总长伍廷芳辞职，马君武又向政府提出《质问书》，认为：

　　“(近来与德国外交，)外交总次长皆不与闻，而前任司法总长、参政院参政梁启超专揽一切，凡重要事件由彼独断，强迫总统、总理实行……梁启超一面用包围手段胁迫当局加入协约，置国家之种种危险于不顾，一面嗾使机关报纸鼓吹改组内阁，显系借外交问题谋推翻现在政局，以国家为孤注一掷，求遂其攘夺政权之野心……政府对于此种妄人究竟如何处置，是否应即驱逐出京，以绝祸源？”(《中华新报》1917 年3 月9 日)

　　围绕着是否对德绝交、宣战，各种利益集团的争斗都到了关键时刻。

　　一旦中国成功参战，则对段祺瑞政府权威的树立、资源的获取等，都将有极大的作用，这绝非原国民党一派所乐见的，也绝非总统黎元洪所乐见的；即便中国参战，黎元洪希望的是靠美国更紧，而段祺瑞或许更容易得到日本人的支持。至于以孙文为核心的中华革命党(原国民党)，虽在国内还属于地下党，但原国民党在国会内的班底仍在，断不容北洋政府继续壮大。参战与否，不仅关系到国家利益，更关系到这些党派的自身利益，马君武敢于以在议会会场亮剑的方式、反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亮剑，也正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表现。

　　总统黎元洪原本是主张对德强硬的，在得知总理段祺瑞倾向对德绝交后，立即掉转立场。当时的著名记者陶菊隐在《督军团传》感叹：

　　“中国人最不可恕的一件事，对外问题常带有对内的一种作用，而不以国家利害为其出发点。……黎(元洪)恨段(祺瑞)达于极点，段的政策没有一件事对的，倘段朝东他就得朝西，决不与段走着相同的路线。黎在历史上也许不失为好好先生，而以国家安危所系的一件大问题，受着私人意气的支配，实在太儿戏国事了。”

　　除了有“组织”必须服从的党派议员之外，一般的议员，面对掺杂着内部复杂权争的复杂外交，也都退避三舍、明哲保身；至于各省手握雄兵的督军们，对这种出国作战、无地盘可抢的生意，也都不愿意亮剑了。

　　其实，当党派利益、小团体利益高于一切时，“儿戏国事”几乎是必然的选择。此时的中国政界，除了极少数的“鹰派”、少部分的“鸽派”之外，大多数其实是“鸡派”——为了一点米，随时待价而沽，抱持的都是“转盘式”立场，随时可以更改。

　　彼时，能超越党派的著名“鹰派”，几乎就只有梁启超一人了，以至于他成为众矢之的：“国中人心汹汹，皆反对此事(参战)，而集矢于兄一人之身”。(3月37日伍宪子来信，《梁启超年谱长编》) 

　　中国武士道 

　　“公知”梁启超当上“鹰派”，并非自此时起。

　　早在其1900年写就的《少年中国说》，已经是“鹰气”外露：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1904年，梁启超在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中国之武士道》一书，成为其“鹰派”观点的宣言。《中国之武士道》一书，通过中日的对比，希望重新唤起中国人尚武的民族天性，以使中国趋于富强。他在该书的《自叙》中说：

　　“泰西、日本人常言，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呜呼！吾耻其言，吾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中国民族之不武，则第二之天性也……吾故今搜集我祖宗经历之事实，贻最名誉之模范于我子孙者，叙述始末而加以论评，取日本输入通行之词，名之曰：中国之武士道，以补精神教育之一缺点云尔。”

　　在这本书中，梁启超列举了秦、汉以来“我先民之武德，足为子孙模范”者之事迹，列出18条之武德典范：“要而论之，则国家重于生命，朋友重于生命，职守重于生命，然诺重于生命，恩仇重于生命，名誉重于生命，道义重于生命”。

　　造成中国人“不武”的根本原因，梁启超认为是“一人为刚万夫柔”的体制(《中国武士道》)，“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中国近十年史》)。(参阅雪珥著作《绝版甲午》)

　　同一年(1904)，梁启超亦出版《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入传的多是被官方所不屑的“海盗”、“海贼”。他在开篇中就感慨：“近数百年来，泰西各国竞言辟地殖民，阿利安种之国旗辉映全球，以中国方之诚远不如也。泰西之殖民皆以国力盾其后而中国无此者，所恃者我民族之天然膨胀力而已。”

　　梁启超自豪地说：“我民族固有一非常之特色，为泰西所不如者。泰西豪杰若摩西之君犹太、哥伦布之开美洲、克雷飞之并印度，其人大都旷世不一遇，而中国乃时时有焉。”然后他举出一大堆开疆拓土的先驱们，希望“我华人所应永永不忘也。”(参阅雪珥著作《大国海盗》)

　　在行动上，除了推广体育救国之外，梁启超还成为保皇派推行暗杀、建立武装的主要执行人。不过，在清末的环境下，这个“鹰派”鹰爪向内，在内战内行的中国式“斗鸡”中，雄鹰和公鸡并不容易分别。而当世界大战一开，面对外部，鹰就有机会和鸡分别出来了。

　　国之立于天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梁启超就敏锐地看到，这对中国来说，未尝不是个好机会。

　　他与自己的学生、前云南都督、时任陆军编译处副总裁、高等军事顾问和陆海军大元师统率办事处办事员的蔡锷，多次觐见总统袁世凯，建议利用欧战的机会，立即对德进行交涉，甚至干脆对德宣战，先行收回胶州湾。

　　此时，德国方面也因为无力东顾，担心胶州湾一旦被协约国方面夺取，对德国将更为不利，不如直接交换给中国。但是，中德两国的接触被日本察觉，其反应相当强烈，坚决反对中国“私相授受”，甚至不惜武力威胁，中国方面也只好不了了之，只好宣布中立。

　　随即，日本派兵攻占德国租借的青岛，夺取了胶州湾，并且任意扩大占领范围。这一举措，遭到梁启超的坚决反对。

　　1914年10月2日，梁启超在参政院代行立法院第十五次会议上，强烈谴责日本：

　　“日本若斯举动，其注意决非只胶州一地，盖将以山东全省为其军队根基地，为第二之东三省也。此等心理，询属路人共知。……现日兵溢出范围之举动，我外部亦曾见闻否耶？ 日本竟有此等行动，亦曾与之交涉否耶？ 我政府果知有保护人民之责任，对于此种举动即不能坐视，故必须曾知此事与否，曾想办法与否？ ”(《梁启超年谱长编》)

　　这位曾受日本庇护多年的大清国政治犯，如今毫不客气地将矛头对准了日本。次年(1915)，日本更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梁启超的反日立场更趋强硬，先后发表《中日最近交涉平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解决悬案耶？新要求耶？》等文，认为日本根本不是为了“维护东亚全局之和平”，出兵中国是“谋蹙我于死地”(《中日最近交涉平议》)：

　　“今日若以此许日本，将来他国提出同等之要求，何辞以拒。试问我中国有几个南满，有几个山东，有几个福建，有几个警察权，有几个顾问席，指顾之间，全躯糜碎耳。夫此岂惟亡我祖国，亦且祸延世界。愿我外交当局慎思之，勿为祖国罪人，且为全世界罪人也。”(《中国地位之动摇与外交当局之责任》)。

　　针对“鹰派”梁启超，日本报纸攻击他忘恩负义，梁启超回敬说：

　　“若谓吾人曾受日本保护十余年，即当放弃其对于国家之责任耶？ 试问日本保护鄙人之初心，岂非以鄙人一爱国者，循问国际法上保护国事犯之大义耶？ 使鄙人而非爱国者，则日本昔时保护之不当也，使鄙人而为爱国者，则日本今日之责备不当也。”(《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

　　针对多少有着私恩的日本，梁启超尚且能够不留情面，对于毫无个人恩怨纠葛的欧战，梁启超更能够从国家利益出发，精打细算了。

　　一战爆发当年(1914)的冬天，梁启超写成了《欧洲战役史论》这本后来传颂一时的名著，随即又在《大中华》杂志上连续发表长文《欧战蠡测》。

　　在《欧洲战役史论》序言中，梁启超说：“若吾书能为国人所不弃，而藉此战役以洞明世运变迁之所由，更进而审吾国之所以自处，则区区之荣幸，何以加兹。”(自序)，“此次大战，予我以至剧之激刺，吾以为是国人研求外事之良机会也。”(第二自序)

　　在新近发现、即将(2013年6月)在京公开拍卖的《欧洲战役史论》手稿上，梁启超的封面题词，颇能解释其写作意图：

　　“一九一四年之战，世界有史以来第一大战也。生其时而恭睹之，宁非人生一奇遇。思成生于二十世纪之第一年，其十五岁生日则战事正酣之际也。以所著史论厚稿畀之思成，读此其亦知：国之立于天地至不易易，而长思尽瘁以报也。乙卯三月初二日。饮冰。”(见图)

　　梁思成生于1901年4月20日，农历三月初二。赠书这天“乙卯三月初二日”，即1915年4月15日，正是梁思成的农历生日。此时，正值日本步步逼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梁启超勉励儿子“国之立于天地至不易易，而长思尽瘁以报也”，其“鹰派”情怀溢于言表。

　　《欧洲战役史论》甫一出版，即洛阳纸贵。商务印书馆[微博]在其营销文案中说：

　　“梁任公先生文章之价值，举国所共知，论史之文尤其特长。前此如《意大利建国三杰》等篇，读者殆无不神飞肉跃。今兹战役，因果纠纷、形势诡异，非先生妙笔，孰能传之。本馆当战事初起，即请先生编纂此书，幸承许可，而先生极郑重其事，搜集材料、结构章法、几经斟酌致避嚣郊外，竭全力以成之。

　　“本馆敢信，无论何人一读此书必不能释卷，非终篇断不肯修，盖先生之文体，本有一种魔力，此篇又其精心结撰之作，故趣味洋溢感人极深也。人生今日，适遇地球上有此空前之热闹戏剧，苟不留心观听自问亦觉辜负。然非先知脚本大意，则亦何能领略真味，苟无先生此书，则吾辈真如聋、如聩耳，且先生费数月之力熔铸数十种参考书，以成斯篇。吾辈但费数点钟一读，则事势了如指掌，天下便宜之事何以过此。况先生之文虽极雄奇，又极通俗，凡商界及小学生可解。

　　“本馆为灌输国民常识起见，谨普劝全国人各手一编，诸君读后，方信本馆之言非诞也。”

　　“灌输国民常识”，树立“国民自觉心”，确是梁启超研究欧战的目的，他在随后发表的《欧战蠡测》一文中说：“吾侪对于此次欧战之研究，一方面可以得最脓醒之兴味，一方面可以助长极健实之国民自觉心。”

　　读史的意义，就是以古鉴今，梁启超在《欧洲大战史论》导言中说：

　　“闻诸智者见事于未形，未形云者，非无形也。月晕而知风，础润而知雨。风雨之未至，而其形则既具矣。特为他种现象所彰，隐伏焉而未予人以共见。……史家之实，不徒在叙述事实之真相而已，其重要者则在深察事实联络之关系，推究其因果之起卒，以资今鉴而垂来训，兹编是作。” 

　　战争是良机

　　“鹰派”梁启超，对所谓的世界“和平”，早已失去了信心。

　　在1912年的《中国立国大方针》一文中，他就指出，各国“汲汲于内联而外略，以务自广其土宇”，第一个原因就是当今世界乃是所谓“军容平和时代，日本所谓武装的和平，非有大兵力，不足以自固其圉”。这种靠武力均势维持的“和平”，十分脆弱。

　　在《欧洲战役史论》一书中，梁启超认为，自普法战争告终后到欧战爆发前这40余年和平，靠军事及外交均势维持，这种均势既是和平之保障，又是争乱之因缘，“各有所以互相倚以为重者，则易以陵人，及至予人以不能受”。这种和平，完全不可持久，天演进化法则之下，优胜劣汰。

　　梁启超认为，欧战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良机：“今兹之役，宁非予我千载一时之机会，吾将以宣告中立故，将举凡各交战国之租借地，悉令解除武装，交我暂为管理以待战后之谈判；吾将乘彼商业消歇之时，大奖厉吾工商业，不必改正税率以行保护，而自莫与吾竞。”

　　他说：“此次欧战，不至有大恶影响于我国，而比较的反有良影响于我国。我国人惟宜及此努力，造成完全国家完全国民之资格，以待他日得机而奋飞焉。若不此之务，而惟自亡是求，亦已焉哉。”

　　当时，亡国论甚嚣尘上，梁启超分析说，第一种亡国论，“谓欧战发生，借款无望，吾将以财政破产致亡”，他认为这是“最无价值”的说法：“号称曰国，而恃借款自活，不亡何待？即暂时未亡，而借款愈多，破产愈迫，是日种亡根也。”欧战爆发，中国借款之路绝，“乃始不得不死心塌地以自为计，其或者财政上从此自立之道，孟子所谓生于忧患也。”

　　第二种亡国论，是担心中国走上土耳其的命运。梁启超通过比较中国与土耳其，认为土耳其的问题，在于国内小国林立，民族众多，土耳其政府“不能以己力同化之，又不能舍己以同化于彼，且其诸种者亦不能相互同化，是以势不得不裂为数国而亡随之也”。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

　　第三种亡国论，是“所谓欧洲列强之外，尚有人焉眈眈于我卧榻之旁，畴昔以均势之故，有所惮而莫敢发，今乘列强力不能及远之际，岂复肯坐失此机，则中国之势，真如累卵矣。”这说的就是日本的威胁。梁启超承认，这也正是他“日日忧之”的问题，但即便如此，也未必亡国：“国际公法虽曰不足恃，但无论何国，终不能毫无口实而兴兵以灭人国，彼虽日夜处心积虑以谋此，然必有机可乘然后能得志。”这种机会，一是中国主权者与它定盟约，将统治权的一部分移交给其手，然后其会取之，二是中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各军队纷纷割据相攻，各省小政府分立，日本乘机而勘定中国。但是，欧战期间的中国不会给日本此两种可乘之机，将来若有这种机会，则不是日本亡我，而是我国自亡。

　　梁启超总结说：

　　“吾欲登昆仑山绝顶大声疾呼，以告吾国民与曰，‘战争中及战争后，诚与我有莫大之影响，而决不致使我于亡，今日之中国诚无日不在可亡之境，然苟吾不自亡，决无人能亡我，而存亡之数，可谓与欧战决无关系。’”

　　在梁启超看来，虽然并不赞成德国俾斯麦“战争为万善之根原”之说，但也认为：“事势既迫于无可逃避之时，则以战争为一种清洁治疗之医术，良不敢绝对的认为罪恶……每经一次绝大战役之后，必能为世界史创一新局，或且开百数十年之治。”(《送一九一四年》)

　　对于欧战各国当时所普遍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梁启超在《欧战蠡测》一文中进行了分析，认为参战国国民之所以能够“视战争为义务”，“其一由国家组织日就完善，内部偏受压抑之人渐少，国中不平之气渐消，故能抟控其民为一体，有事斯得其用；其二由政治日日改良，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日亲厚，人民共知国家为己身托命，无国则无所怙恃，故一遇国难，则如手足之捍头目；其三由教育日普及，多数国民，皆明于世界大势，知物竞至烈，非厚集其力不足以相倚而图存，断不肯漫争意见，自取分裂，以致削弱。”

　　梁启超因此感慨：“吾国民睹此，其可以鉴。若在上者怙势以藉践吾民，致吾民不复知有国家之乐，一旦有事，何以相使？而或者乘国家多难，率野心以煽乱，以为人驱除，吾益不知其时何肺肠也。”

　　在梁启超看来，民生就是战斗力，要抵御外侮，必先改良内政，“我国今日最患苦者，乃区区政治问题耳。政治一改良，则凡百皆迎刃而解。”(《中国与土耳其之异》) 

　　对德断交 

　　尽管梁启超等人大声疾呼，但党争、权争之下，中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展现的良机，除了中立之外，毫无作为、也难有作为。

　　1916 年，法国公使康悌(M.A.R. Conty)受命与中国政府接触，希望从中国引进劳工，填补因战争造成的劳工缺口。中国最后同意向法国输出华工。

　　这一年，因应着混乱的国际局势，中国内部一地鸡毛。而最大的事件，就是袁世凯称帝，“鹰派”梁启超再露锋芒，支持其学生蔡锷起兵护法，南北分裂。6月份，袁世凯去世，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则继续当总理。在内部纷争中，欧战之事，自然无人关切。直到1917年。

　　1917年2月1日，德国宣布实行无限制潜艇封锁海面战略。3日，美国宣布对德国绝交，并照会中国政府，要求中国与美国一致行动。“鹰派”梁启超自此再度活跃，积极鼓动中国对德断交、甚至宣战

　　据梁启超在《余与此次对德外交之关系及其所主张》一文中披露，2月3日，他在天津得知美德绝交，立即致函段祺瑞，“劝其研究预备”，同时，又托众议院副议长陈敬民面谒段祺瑞转告。2月7日晚，中央派人赴津，询问梁启超对此事的意见。梁启超当即写成一封长信，陈述意见。信尚未发出，又接到北京电话，敦促其入京面商。8日晚上，梁启超进京。此时，中央已经开过六次国务会议及总统府联席会议，对德国提出抗议的大旨已定，梁启超自然表示赞成政府的决定，提出：一是既向德国提出抗议，便应有与德国绝交、宣战的决心，“苟无宣战之觉悟，则无宁勿抗议也”；;二是在对德国提出抗议之前，应与协约国及各省督军、省长和国会先行接洽。

　　在接受《申报》采访时，他说自己“居京十日，进谒总统者凡六次“(《年谱》)，催促黎元洪。在各方努力下，一向不和的黎元洪和段祺瑞，这次比较快地达成了共识，中国政府在2月9日下午6点向德国提出抗议。梁启超说：“此次外交，当2月9日下午6点钟以前，余为取慎重主义之一人；当2月9日下午6点钟以后，余为取激进主义之一人。”

　　2月17日，情况再度发生戏剧性变化，不过，这次对中国来说，是一场悲剧——法国邮轮阿多斯号(Athos)在地中海被德国潜艇用鱼雷击沉，船上有1000名中国劳工，其中543人丧生。

　　这件事激化了正在酝酿的对德外交。一方面是美国在拉拢中国对德绝交，另一方面德国潜艇战又造成了华工的重大伤亡，梁启超认为中国应顺应世界潮流，赶紧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为此，他遭到了以原国民党参议员为主的舆论攻击，其“鹰派”言论被多方挑剔和指责。

　　尽管压力巨大，梁启超仍然在三月初两度致函段祺瑞，提醒他“(与德)绝交既为终不能免之事，早绝一日，则德人及国内捣乱分子即少一分活动余地，此不可不当机立断者也。”为防德人“铤而走险”，“宜即日将德、奥商船扑获”。信中，甚至细致地提出了如何对美国措辞，绝交与宣战分两步走，又如何对日本措辞等等细枝末节的建议。在第二封信中，他又针对即将召开的国会，建议段祺瑞“宜要求开两院联合会一次报告，盖既可省捷，且参议院反对派颇占多数，单开会不如联合之较有把握也。”(《梁启超年谱长编》)

　　在梁启超的大力协助下，政府终于顶着重重阻力，分别在3月10、11日获得了众、参两院的通过。3月14日，中国政府宣布对德国绝交。

　　鹰隼试翼 

　　绝交之后，梁启超则致力于推动对德宣战。他公开发表《外交方针质言》等文章，认为对德宣战，并不仅仅为了所谓公法、人道等“普通义”，更是为了“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所以自处之途”。从国家民族的实际利益出发、而不仅仅是空头的道义出发，这是梁启超这位“鹰派”公知区别于他人的最为显著的标志。

　　梁启超所谓的“自处之途”，“从积极进取方面言之，非乘此时有所自表见，不足以奋进以求侧身于国际团体之林；从消极维持现状言之，非与周遭关系密切之国同其利害，不复能蒙均势之庇。”他提出“凡国于世界者，皆不能不求与国”，中国在清前期一直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非受缠扰受压迫至无可奈何，决不肯与人开襟抱以相交际”，以致“不能齿列于世界国际团体中……成为一种惰力性，吾侪则确认此种惰力性为绝不适于现代国际之生存。苟长此因袭不变，则国家非终归淘汰焉而不止也。”在他看来，参战也是一种改革开放。

　　他并不赞同“弱国无外交”的说法，认为弱国正因为弱，更要充分利用外交机会，提高国际地位：“(中国问题)必为战后世界问题之焦点，则我国能否出席战后和平会议于我国关系甚大。诚然，我列席焉，所保全者能几，诚未敢知，然而若不获列席，则多数国家为处分者，而我为被处分者，其时四顾无援，噬脐何及？”(《外交方针质言》)

　　针对有人主张对德国外交只能到绝交为止，万不能再言宣战，梁启超认为：“苟无宣战之觉悟，则自始宜勿抗议；既为严重之抗议，则结果必趋宿于宣战……抗议发出之一刹那顷，即为与德国恩断义绝之时”。如果既开罪于德国，而又不肯宣战，“复自外于美，自外于协约国，八面不见好，将来平和列席不可得，有敌无友，坐待处分，非丧心病狂，何至出此！”。(《外交方针质言》)

　　他认为，中国不能只有宣战之名，要想实现预先的目的，必须对战争要有所贡献，因为只有“尽一份义务，方可取一份权利”，“在战场上与吾友邦结一共同利害，为将来增进国家地位，作一层牢固之保障”；中国军队派出后，“托外国人重加训练，使之目睹他人整齐严肃之军纪，高尚纯洁之军志，复杂巧妙军术，经一番观感之后，将来凯旋而归，必可为我军界开一新局面，而国家实利赖之。”(《对德宣战回顾谈》

　　对于种种攻击，一向笔锋犀利的梁启超，并未给予还击，而是呼吁大家不可将外交大事作为内部斗争的工具，他说：“凡稍有爱国心之血性男子，终当勿以内治与外交混为一谈，勿假对外问题为政争之武器。鄙人对于此次外交政策，固为极端赞成之一人。窃观各立宪国之惯习，凡反对党之对于政府一切匡救督责、掊击之法，虽无施不可，若乃以不慊于现政府之故，而对于其所执对外方针劫持之使不能贯彻，是则非与政府作对，实与国家作对耳。何也？国际团体上所认之人格，乃国家也，非执政之个人也。使国家陷于进退维谷之境，对于他国而堕其威信，此无异自剥夺其国家之人格，非仇视国家者，何忍出此？一部分之政客，如明乎此义，则酿成内乱之忧，其亦知免矣。”(《外交方针质言》)

　　这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向有博学、犀利之名的“鹰派”梁启超及掌握各种资源的段祺瑞政府，面对种种舆论攻击并不还口，而那些学识有限、语言霸道、甚至满口痞子腔的人，倒是猛烈攻击，甚至喊打喊杀。

　　倒是陈独秀在《对德外交》一文中，很是为梁启超说了几句公道话：

　　“夫以任公之政治知识，果能总揽政权，岂不愈于北洋军人万万，特以政象所趋，无论誉任公者、毁任公者，均不信任公有组织一党内阁之魄力与野心。此时一党内阁既不能成，以任公之学识，且以代表其党之资格加入阁员，决无损于他党之权利，岂有假外交以夺政权之必要耶？”(《陈独秀文章选编》)

　　在这篇文章里，陈独秀对党争干扰外交予以痛斥：

　　“新兴国家，党争自所不免。然党争逾轨，实为进步之障碍。倘有对外战争，各党贤者，食毛践土，具有天良，理当捐弃私愤，互相提携，以求达较远大之目的。南北军人亦将以患难相依，泯其畛域，此事影响于国家安危，岂不甚巨。”

　　党争再度迟误了外交，并且造成了内乱。

　　梁启超、段祺瑞推动参战，遭到总统黎元洪的坚决反对，在国会中占优势的原国民党势力也大力反对。参战案在国会受阻，总理段祺瑞急于求成，走了一步臭棋：居然在5月份导演了一出“公民团”请愿事件，找了一帮地痞充作公民代表，包围国会，试图逼迫议员，结果不仅没有得逞，反而导致国会反弹，要求改组内阁。

　　段祺瑞只好去职，避居天津，政府立即瘫痪，这引发更多的连锁反应。各地军阀立即表态，8省督军随即宣布，脱离中央而独立。张勋出面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趁乱拥戴溥仪复辟清室。段祺瑞等组织“讨逆军”，赶走溥仪、张勋，重新组阁，冯国璋则代理总统。

　　经此折腾，拖至8月14日，中国政府才正式宣布对德奥作战：

　　“爰自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起，对德国、奥国宣告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以前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合同、协约及其他国际条款、国际协议属于中德、中奥间之关系者，系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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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证明，中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明智的：不仅收回了相当大的部分利权，而且第一次以战胜国的身份亮相国际，这是自同光中兴之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再度露出中兴之相。尽管在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遭受了不公正待遇，引爆了国内的五四运动，但也为1921年在华盛顿会议上解决山东问题，做了极好的铺垫。

　　吊诡的是，积极推动参战的“鹰派”梁启超，此时又成了“掠功”的人。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在1918年11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中，嘲讽说：

　　“参战年余未出一兵的将军，也去阅兵，威风凛凛的耀武。着《欧洲战役史论》主张德国必胜后来又主张对德宣战的政客，也来登报，替自己作政治活动的广告；一面归咎于人，一面自己掠功。”

　　在李大钊看来，一战的胜利，“不是联合国(即协约国)的胜利”，而“是Bo1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尽管在此前一年，他也为对德而欢呼，认为“实为我国十年来于外交历史上，特放一线曙光也”(《我国外交之曙光》，《李大钊文集》)。

　　“鹰派”梁启超，此时似乎已经极度厌倦了政治的肮脏，也不想纠缠于那种主义胜利的意气，他开始了欧洲考察，为中国收回利权而到处呼吁。

　　临行前，日本驻华代理公使芳泽宴请梁启超，梁启超说：“我们自对德宣战后，中德条约废止，日本在山东继承德国权力之说，当然没有了根据。”芳泽说：“我们日本人却不是这种解释。”说了这句，就不肯往下谈了。梁启超就说：“中日亲善的口头禅已讲了好些年了，我以为要亲善就今日是个机会，我很盼日本当局要了解中国国民心理，不然恐怕以后连这点口头禅也拉倒了。”(《欧游心影录》)

　　“鹰”，没有停歇、依然在飞，在一个充满了“鸽”与“鸡”的聒噪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