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四月二日至四日在济南普利门外青年会举办展览时门前留影（左为李苦禅）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日至四日在济南普利门外青年会画展参展作品价目表（局部）

《铁骨铮铮百炼成——忆苦禅大师》

　　由于侵占北平的日寇惮于苦禅先生的社会声望，如果草菅其命，则对“日中和协，共存共荣”的伪善门面不利，所以又将苦禅先生放回家中，但仍不时派人监视其行踪，以期“放长线，钓大鱼”。

　　苦禅老人晚年提及当年的艰苦，曾说过：“共产党是最穷的党，什么工作经费也没有啊！全要靠自己想办法去筹集呀！我没别的本事弄钱，只有靠卖画挣钱筹集呀！”

　　1938年1月，一位叫郝冠英的女生来到李苦禅的小南屋，对他说：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李又常（又名李续刚）交给她一项紧迫的任务，就是春节前护送一批同志去延安，可是缺少路费，必须在5天内筹集2000元现款。要知道，当时4元钱可以买一袋面粉，2000元可不是个小数目。

　　李苦禅一听，就笑着说：“你可来巧了。我在天津办的画展卖了2000多块钱，昨天我的学生魏隐儒才送来，你拿去吧！”郝冠英接过钱，感激地说：“二哥，我代表去延安的同志谢谢你。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贡献。”

　　李苦禅自己也记不清为地下党组织筹集过多少次经费。

　　1939年隆冬，寒风凛冽，李苦禅身着单薄的长袍，携子李杭来到天津法租界滨江道永安饭店，举办“李苦禅画展”。一时间永安饭店门庭若市，还没正式开展，展出的60%画作就都有了主儿。按当时的规矩，凡是展出有主的书画，一律挂上红布条儿，写上收藏人的姓名。迟来的富商巨贾，面对贴着红布条的佳作，只有望画叹息的份了。7天的画展结束后，李苦禅立即让“黄浩情报组”成员把钱取走，给地下组织当经费。为了御寒，父子俩只是买了顶帽子、一条围脖儿，两手空空地返回了北平家中。

　　转年夏天，李苦禅又携长子李杭来到天津“三不管儿”租房作画、卖画。“三不管儿”一带的百姓很喜欢这位豪爽健谈、技艺超群、学识渊博的山东大汉，前来看作画的人不少，听聊天儿的人更多。富商、洋行阔佬又闻讯而来，10天内所有字画被抢购一空。李苦禅父子守着卖画巨款，分文不动，又以同样的方式迅速把钱交给前来取款的“黄浩情报组”成员。几次来津献艺卖画，使李苦禅名冠津城，但无人知晓卖画巨款的真实去向。

　　苦禅老人曾奔走多处办展卖画，难以尽述，因为实在难以一一找到历史记录。但由于偶然的机遇，九三学社的同志冀勤女士提供了一篇宝贵的回忆文章《李苦禅先生的一次画展》：

　　李苦禅先生是我国现代的著名画家，有关他的传记和纪念文章已经不少，似乎都没有提到1942年4月2日至4日在济南普利门外青年会举办过的那次画展。

　　那次画展展出的作品，按编号、品名分列，计有群鸠、枯木苍鹰、芙蓉小鸟、白梅喜声、松鹰、铁树荔枝、蝶恋花等，共六十四幅。

　　每幅均有标价，其中最贵的一幅是《松鹊》，三百元；最便宜的两幅是《墨竹》、《美意菊华》，均为七十元；可能都是当时使用的联合币。

　　家父冀蔚怀先生当时是苦禅先生的挚友，为了这次画展，曾代替周子寅氏写了一篇《赠苦禅》，印在画展目录的背面，赠给每一位参观者。文中说：“李苦禅先生是当代画坛上的一大权威，他的地位非只几个学者名流鼓吹起来的，直是以其个人深沉的智慧与有力的笔创造出来的。”（原载于一九九〇年二月九日《人民日报》）

　　苦禅先生从日寇牢狱里脱难之后，曾一度使用“天逸囚窟生”的笔名与印章画过一些画，这些画显然不是为了出售，因为人们买的是名人字画，不题“苦禅”大名谁买？但为什么用此特殊笔名作画？这类画是为何目的而画？老人生前从未谈到过，只是在他给黄奇南题的一幅画上首次见到了第一幅题用此笔名和钤用此印文的作品《月下双鹭图》，黄奇南说这是李老师当年出狱后，他择机去看老师，老师仍以师生关系题写了此画。此外并未谈及其他用意。近年我偶然在拍卖市场上发现了三开小册页《梅竹坚石》、《苍鹭》、《群飞雀》，乃出自老友王森然先生家，是先父为他所画，我即买下收藏。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苦禅老人曾以“天囚生”笔名留下手迹一篇，不知与此笔名有何关联，姑且录此。亦系残史也。，乃出自老友王森然先生家，是先父为他所画，我即买下收藏。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苦禅老人曾以“天囚生”笔名留下手迹一篇，不知与此笔名有何关联，姑且录此。亦系残史也。

　　苦禅先生的爱国情怀和大义凛然的行为作风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学生们。在1980年4月的一天，苦禅老人忽然收到了一封当年由他亲自送往抗日边区的“小姑娘”的来信。信中字字真情地写道：“苦禅老师：您好！恐怕您不记得我了，我这样称呼您，是因为曾得到过您的帮助。倒回去四十多年，大约是1938年夏天，一个穷学生念不起书，想找革命出路。那时还是一个小姑娘（傅先芳）曾得到过您经济的援助。在临去解放区的头几天，您还为我们饯行，请我们吃了火锅。当时有余鑫元、文敬之，不知您还能记起来吗？参加革命后我一直在部队文工团当演员。新中国成立后，我一直在东北工作，我今天58岁了。前几天在电视里见您老，仍老当益壮，正挥毫做画，我不禁感慨万千。”

　　先父李苦禅时常对我和学生们谈起北平沦陷于日寇那段国难，谈到当“亡国奴”的悲愤，自然回忆了他当年因“通八路嫌疑罪”被日本宪兵逮捕入狱的遭遇，仇敌爱国之情溢于言表，感人肺腑。可以说，给我上爱国主义第一课的老师，就是我敬爱的父亲苦禅老人。

　　由于父亲参加了北平地下抗战工作，家属最好异地居住，所以，1943年冬月我出生不到满月，母亲李慧文就抱我去了济南，住在银虎池前街的回民区。直到鬼子投降我家才搬回北平，我才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

　　父亲与我们说起当年时，只是说自己“是为了爱国冒险帮助抗日救国的朋友们”，从未言及他自己当年在地下工作中的实际身份和组织关系。因为他是严守组织纪律的，在新中国成立后，他当年的“上、下线”等“社会关系”，他从未提及。即使在“文革”中，他被两三个中央美院“学生”单独拷问十天，拳打脚踢，鼻破血流，毒打几死，就为了让他开出一份“社会关系”的名单，他却一字未写，年已七旬的老人和当年在日本宪兵刑堂上一样，绝不吐露任何不能解密的事情。23岁的我当年同时被关在旁室，精神受到了平生最大的打击，不能自禁地浑身抽动，大哭震天，造反派闻声立即冲进来，恶狠狠地盯着我，问我：“你哭什么！”我感到眼前是法西斯附体的纳粹，一个姓陈的上海人指着我鼻尖，怒目圆睁大喊道：“你这个反党老子的狗崽子！孝子贤孙！还敢为他哭？他死它啦，连条狗都不如！”（此人之兄系上海有名的造反派头头之一。在国家拨乱反正之后，此人极不“得志”亦无画面世，现在已“死它啦”——沪语也）

　　十五天后，我被放回家中，见到了遍体伤痕的老父亲，母亲正在为他疗伤、熬药。我一下子跪在地下痛哭了，但狠狠捂住了嘴，怕被对面住的造反派听见。父亲在躺椅上撑起身子，向我摆手示意不许哭，我抬头发现老人的双眼发着瞵瞵灼灼的光。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有这样的眼神。他讲话了“没什么，我还经得住打，当年是鬼子打，今天是学生打；鬼子打我是应该的，因为我反抗鬼子，我挨敌寇打是我的荣耀！如今是同胞，是学生打，学生打老师，还往死里打，这是多年来办教育的彻底失败，愣没教出人性来，反而教出了兽性！当年鬼子逮我时，我两掌打翻了俩鬼子走狗，我打敌人是应该，但如今挨学生打，我这个当老师的可不能打学生。我虽然老了，但依我的功夫，我若真打，至少还能放倒他一个，判我死也够本儿了，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就是今天死也算是长寿了，但我不能，不能打学生。我无愧于心，我是通八路的，你这个爹是干地下工作的！”这是父亲第一次向我透露他当年是“通八路的，干地下工作的”，我，此时此刻不知为什么，不哭了，母亲为我擦干了脸上的泪。

　　回想当年，他们为什么专门审讯苦禅老人的“社会关系”呢？我记得当时江青突然号召“要揪出文艺界大大小小的裴多菲俱乐部”（即“反革命”集团），最出名的是“二流堂”专案事件，牵连了文艺界乃至党政方面很多人以及专案组的众多成员，因为他们知道了太多“不应该知道”的历史事实。而这些历史事实对维持江青之流的“光辉形象”太有颠覆性了！

　　哲人说过“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位古罗马的暴君曾向臣民下令：“绝对不准记忆让我不高兴的事！”我至今也不知道，苦禅老人究竟都知道了哪些令人家“不高兴的事”。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