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春山居图》局部
《富春山居图》是元代画坛宗师、“元四家”之首黄公望晚年的杰作，也是中国古代水墨山水画的巅峰之笔，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该画于清代顺治年间曾遭火焚，断为两段。前半卷被另行装裱，重新定名为 《富春山居图·剩山图》，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后半卷被装裱后则定名为《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潜心书画终有所成，八旬翁成就传世名画
《富春山居图》为纸本水墨画，和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唐阎立本的《步辇图》、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明仇英的《汉宫春晓图》等画作，一起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
黄公望 （1269-1354），字子久，号一峰，江苏常熟人，是一个颇为传奇的人物，他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半生做吏，50岁以后做道士。黄公望小时候父母双亡，成为一个孤儿，后来被过继给一位被人们尊称为“黄公”的老头。黄公看他聪明伶俐，特别喜欢他，就说“吾望子久矣”，因此给他取名为黄公望，字子久。
黄公望擅长书法、通音律、善诗词，小时就有大志。南宋灭亡后，文人的地位一落千丈。直到中年，他才在浙西廉访司当了一名书吏。后来上京到都察院，仍做书吏，经办田粮杂务。他的上司张闾是个贪官，就在元朝恢复科举那年，张闾案发，46岁的黄公望也受到牵连，被诬入狱。
出狱后，黄公望心灰意冷，做了道士，改号“大痴”，从此云游四方，以诗画自娱，并曾靠卖卜为生。《六砚斋笔记》中说，“黄子久终日只在荒山乱石丛木深筱中坐，意态忽忽，人莫测其所为”；《虞山画志》说他“每月夜、携瓶酒，坐湖桥，独饮清吟。酒罢，投掷水中，桥下殆满”。
黄公望的学画生涯起步较晚，然而他绘山水必亲临体察，画上千丘万壑，奇谲深妙。其笔法初学五代宋初的董源，巨然一派，后受赵孟熏陶，善用湿笔披麻皴。黄公望擅长画山水，多描绘江南自然景物，以水墨浅绛风格为主。
黄公望在作画之余，留有著述，如《写山水诀》《论画山水》等，皆为后世典范之学。他的作品存世不多，如今留在世间有年代可考的画作只有 7幅，全是他70岁以后创作的作品，其中最好也是最出名的当属《富春山居图》。《富春山居图》是黄公望为和尚无用禅师所绘的，始画于至正七年 （公元1347年），于至正十年 （公元1350年）完成，此时黄公望已经81岁。他以长卷的形式描绘了富春江两岸初秋的秀丽景色：峰峦坡石，树木苍苍，疏密有致地生于山间江畔，村落、平坡、亭台、渔舟、小桥等散落其间。黄公望以清润的笔墨、简远的意境，把浩渺连绵的江南山水表现得淋漓尽致，达到了“山川浑厚，草木华滋”的境界。
董其昌评价 《富春山居图》说：“展之得三丈许，应接不暇。”此画确给人咫尺千里之感，无论布局、笔墨，还是以意使法的运用上，皆使观者不能不叹为观止。正如恽南田所说：“所作平沙秃峰为之，极苍莽之致。”董其昌还曾说，他在长安看这幅画时，竟觉得“心脾俱畅”。
黄公望在《写山水诀》中曾介绍自己是如何创作的：“皮袋中置描笔在内，或于好景处，见树有怪异，便当模写之。”为了创作《富春山居图》，他在“领略江山钓滩之胜”时，“袖携纸笔，凡遇景物，辍即模记”。画中所题文字表明，他为完成此画而潜心观察、揣摩费时三四年。
沈周痛失心爱名画，竟凭记忆画出仿作
1350年，黄公望将《富春山居图》题款送给无用禅师，4年后，黄公望去世。《富春山居图》有了第一位藏主，从此开始了它在人世间600多年的坎坷历程。
明朝成化年间，《富春山居图》传到“明四家”之首沈周手里。沈周也是文徵明和唐寅的老师。自从得到这件宝贝，沈周就爱不释手，把它挂在墙上，反复欣赏、临摹。当时，收藏家把自己收藏的书画珍品拿去请好友、名人题跋是一种时尚，题跋的越多、越长，书画作品的文化积淀就越深。沈周也把这幅画交给一位朋友去题跋，没想到那位朋友的儿子竟见利忘义，把画偷偷卖掉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沈周在画摊上见到了被卖掉的《富春山居图》，他兴奋异常，连忙跑回家筹钱买画。当他筹集到钱返回画摊时，画却已经被人买走了。沈周捶胸顿足放声大哭，念念不忘这幅让他魂牵梦萦的画作，他愣是凭着记忆画出了另一幅《富春山居图》，他的仿作与原作在构图等方面都惊人的相似。
传世名作险遭火焚，被救出后断为两段
又过去了100多年，《富春山居图》辗转流传到了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手中。董其昌晚年把它卖给了宜兴一个姓吴的官宦世家。《富春山居图》在人世流传到此时，由于沈周、董其昌的极度推崇，已变成了人间宝物。
《富春山居图》在吴家流传了三代后，传到了吴洪裕手中。吴洪裕是当时著名的收藏家，他把这幅开创了中国山水画新风格的传世巨作视作珍宝，每天茶饭不思地观赏临摹。吴洪裕还不惜花巨资专门为《富春山居图》 造了一个楼，叫作“云起楼”，把楼中珍藏《富春山居图》 的那间房子取名为“富春轩”。
明亡清兴之际，清军南侵，为躲避战乱，吴洪裕也不得不加入到逃难的人群中。他舍弃家中的金银财宝以及其他珍宝和收藏品，随身带了这幅《富春山居图》和另外的一幅《智永法师千字文真迹》。吴洪裕临死前，实在舍不得这两幅书画，竟决定仿唐太宗李世民将《兰亭序》带入陵寝，将《富春山居图》和《智永法师千字文真迹》烧掉，为他殉葬。于是，吴洪裕在弥留之际被抬到了院子里，他先是让家人点火烧掉了《智永法师千字文真迹》，就在《富春山居图》也即将付之一炬的危急时刻，围观的家人中猛地窜出一个人，“疾趋焚所，起红炉而出之”，愣是把画抢救了出来——他就是吴洪裕的侄子吴静庵。为了掩人耳目，吴静庵又往火中投入了另外一幅画，用偷梁换柱的办法，救出了《富春山居图》。《富春山居图》虽然被救下来了，大火却在画作中间烧出几个连珠洞，这幅画断成了一大一小两段，画作起首一段已被烧掉，其余幸存的地方也布满了火烧的痕迹。前段画幅虽小，但比较完整，被后人装裱后命名为《剩山图》；而保留了原画主体内容的另外一段画幅较长，但损坏严重，在装裱时为掩盖火烧痕迹，特意将原本位于画尾的董其昌题跋切割下来放在了画首。因为这幅画当年曾被无用禅师拥有，这段画幅被后人称为《无用师卷》。
乾隆皇帝不识真品，名作真迹反遭冷遇
1745年，一幅《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被征入宫，乾隆皇帝见到后爱不释手，并且在6米长卷的留白处赋诗题词，加盖玉玺。没想到第二年，他又得到了另外一幅《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一时真假难分。他一边坚定地宣布第二幅《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是赝品，一边又以不菲的价格将这幅所谓的赝品买下。他还特意请大臣来观画题跋，大臣们虽然有人鉴别出乾隆皇帝认定的赝品其实是真迹，但谁也不敢点破，而是纷纷附和，把真迹认定为赝品，编入《石渠宝笈》次等，乾隆皇帝还命令大臣梁诗正书贬语于此本上。
后来有一种说法是：《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入宫后，乾隆皇帝其实也鉴别出了《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真迹和仿作的真假，但他在此之前一直把仿作当成真迹珍藏，觉得特别没面子，因此在真画上题字示伪，故意颠倒是非。
为避战乱辗转飘零，半幅名作落户台湾
1933年，日军攻占了山海关，故宫博物院决定将馆藏精品转移，以避战火浩劫。《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与近百万件故宫文物一起，历尽艰辛坎坷，行程数万公里，由北京经南京辗转运抵四川、贵州，抗战结束后陆续运回南京，又于1948年底被运至台湾。
《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在台湾属于国宝级文物，在台湾每4年展出一次，每年只展出40天。由于真品收藏在戒备森严的库房，媒体只能拍摄复制画，复制画价格也不菲，一幅价值3.3万新台币。
当年这批文物停放在上海期间，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著名书画收藏鉴定专家徐邦达在库房里看到了这两幅真假《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经过仔细考证，他发现乾隆御笔批伪的那张实际是真的，而乾隆题了很多字说是真的那张却是假的。于是徐邦达推翻了先人的定论，还《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一个真实的面目。
如今，这真伪两卷《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都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共同见证着中国书画收藏史上的一段笑谈。
破旧书画竟是国宝，废纸篓中找到题跋
吴家后人重新装裱后的《剩山图》，1669年被清初大收藏家王廷宾购得。此后辗转于各藏家之手，长期湮没无闻。再次面世，已是250多年后的1938年。
1938年秋，上海收藏名家吴湖帆卧病于上海家中。一天，“汲古阁”古董店老板曹友卿前来看望他，随身带了一张刚购买到的破旧的《剩山图》请他鉴赏。吴湖帆一看不得了，只见画面雄放秀逸、山峦苍茫、神韵非凡。画上无款，仅书“山居图卷”4字。
吴湖帆捧画品鉴良久，从画风、笔意、火烧痕迹等处反复研究，断定这就是黄公望的传世名作《富春山居图》的前一部分，不由得脱口而出：“乱世出奇迹，真没想到300年后又能见到大痴道人的‘火中之宝’。”
曹友卿一听，知道这幅画是宝贝，不肯转手了。几番交涉之后，吴湖帆拿出家中珍藏的商周古铜器，将这个残卷换了下来。
吴湖帆发现换来的画作只是残卷中的残卷，连题跋也没有。后来，由曹友卿再到原卖主处寻找，终于在废纸篓中找到了题跋，恢复了画作原貌。至此，《剩山图》归入吴湖帆的“梅景书屋”。
解放后，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在浙江博物馆供职。当他得知《剩山图》在吴湖帆手上后，内心颇为不安。怕一旦再遭遇天灾人祸，以个人的能力极难保存下来，只有国家收藏才是万全之策。于是，他多次来往沪杭之间与吴湖帆商洽，又请出钱镜塘、谢稚柳等名家从中周旋。吴湖帆被沙孟海的诚心感动，终于同意割爱。1956年，《剩山图》落户浙江博物馆，成为该馆“镇馆之宝”之一。
据《文汇报》
来源：发展导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