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赟
萨特对人的理解：人是无限自由的，因而有着无限的责任，人们认为自己不自由的想法只是由于虚假的意识在作怪。在萨特《存在与虚无》一书里，“虚无”所指，正是人与人的意识。如果萨特的说法成立，那对中国的行为艺术来说，无疑是悲剧。长久以来，在当代艺术中受到推崇的行为艺术所以成立，一直过分倚赖于其表达内容与体制激烈的对抗性，过分地倚赖于对自由神往的表达。而倘若自由本身便如萨特认为的那样自在地存在着，那么，这看上去很美的行为艺术，便如末路之狂花，一路高歌，最后却注定无奈悲情。有意思的是，如果按照萨特的说法，人本身是无限自由的，那么艺术本身也将是无限自由的——但萨特的说法与有“特色”社会环境的当代中国并不相悖，萨特是将“责任”与自由捆绑在一起的。这种责任，就包含有约定俗成的道德意识。那么，无论两者的因果关系如何，在当代中国假自由之名随心所为的行为艺术被道德审视是否合理？日益“离经叛道”的行为艺术路在何方？
一、疯狂的行为：艺术到底有没有道德底限？
在末世的“2012”即将来临之际，重提道德问题似乎荒谬，尤其在“礼崩乐坏”的当代，把艺术与道德并置更显得怪诞。但是，艺术挑战道德的前提，必定是解构性的重建，而不是单向的毁灭，“道德高于美学”①，否则，一切的行为和艺术都将是虚妄。那么，在当代中国，以挑战人们固有的道德观为能事的行为艺术，在与道德的博弈中，身处何种境地？艺术家以艺术的名义逾越道德界限时，有底限可言吗？
阳春三月，北京风沙乱舞，20日，宋庄当代艺术馆以“敏感地带”为主题的行为艺术群体活动应景地再次刺激了大家的神经。这次活动以宋庄野生的“盲流”艺术家为主，其中，黄香的《向黄香立正敬礼》行为以其政治隐喻及充满战斗精神的表达而受到称颂，成力《艺术卖比》当众性交行为则成为了众声讨伐的焦点。这两个行为其实也是中国行为艺术二十多年来发展历程中困惑与争议的缩影，行为艺术的价值与道德问题也因此再次被摆上桌面。
没有信仰的当代中国，其实并没有太多禁忌。行为艺术之所以成为当局的禁忌，在于其在意识形态上鲜明的挑衅性对抗与反叛。这实际上消解掉了原有的崇高与伟大，艺术价值的评判也往往顺势以这种对抗与反叛的力度为主要参照。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就容易走向虚妄。做为艺术中的异类，行为艺术从一开始就是以不合作的方式出现的。因此，行为艺术越疯狂，越是离经叛道，就越容易成为被艺术史铭记的经典——不管是经典案例还是经典反例。但是，疯狂过后，往往容易受到质疑，而且在质疑之下，几乎是脆弱的。这便是艺术的价值与道德之间的冲突。在当代艺术蓬勃发展的前沿城市，即便行为艺术在中国一直处于禁忌状态，基于类似体育赛事中的“裸奔”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类时尚”文化，且各类见怪不惊的“非主流文化”横行，单纯的“裸体”行为也已经不能上升为道德问题。行为艺术涉及道德问题的，也不仅仅是“裸体”和“性”。
中国古话习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在行为艺术中，越是“己所不欲”的，越是要“施于人”，似乎唯有这样，才能给人当头棒喝，才能发振聋发聩之音。1989年，中国美术馆“现代艺术展”的炸弹恐吓，导致美术馆被迫闭馆两天。很难去界定这是一个对展览心怀不满的不道德的恶作剧还是艺术家的“行为艺术”。②其实，行为艺术在中国的发端，便是以这种恶作剧性质的行为开始。当年在“现代艺术展”上惊爆人眼球的那些做行为艺术的艺术家们，现在都已经功成名就。这让更多的机会主义者效仿，此后，行为艺术越做越破格及至泛滥。或者，正是这种恶之花，最终导致了今天的恶之果。
己所不欲 勿“尸”于人
对于逝者，中国传统道德讲求“入土为安”，但是，即便是在战乱中喜欢把头颅挂在腰间的蛮荒时代，倘若得知尸体居然可以堂而皇之地当做文艺作品的材料，也是要莫名惊诧的。而在中国的当代艺术界，用人的尸体创作艺术作品，曾一度盛行。这其中最受道德争议的典型案例，莫过于令人发指的“恋尸癖”的朱昱。偏激地说，即便朱昱算得上是艺术家，那也是艺术家中的“地狱使者”——这样说甚至都是美化朱昱在公众中的形象，实际上，用“臭名昭著”、“十恶不赦”来形容朱昱在艺术圈及公众中的名声丝毫不为过。朱昱在很大程度上给中国的行为艺术打造了一个“恶贯满盈”的消极形象。朱昱自1998年起便开始以人的尸体为材料，制作各种作品，所有的作品，无不在最大限度地挑战着既有的道德观，无不在尽最大可能地挑战着观众的忍耐力。纵观朱昱的作品，多数是行为性的装置或观念作品，比如用人尸体的脑浆做成的罐头《全部知识学基础》，朱昱用摄像机拍下了作品制作的全过程，并在展览中播放。这件作品于1998年完成，用了5个人脑标本，切片搅碎后再用福尔马林浸泡罐装，玻璃瓶罐上用标签注明了产地、生产日期、储存方法等产品要素及“脑浆”字样，同时在瓶盖上标注了人脑制品，“禁食”字样。这些罐装人脑于1999年在上海一个名为“超市”的展览上出售，每瓶98元人民币。在1999年北京的“后感性”展览中，朱昱同时展出了用成人死尸手臂做的装置作品《袖珍神学》，以及《食人》和《献祭》这样堪称是骇人听闻的行为作品照片。
在北京芍药居的公寓地下室举办的“后感性——异形与妄想”展览，整个就是一个“礼崩乐坏，道德毁灭”的展览，众多目不忍视、惨不忍睹的“败坏道德”的作品在这个展览中集中呈现，这其中包括了朱昱、孙原、彭禹、萧昱等众多冲破道德忍耐极限尺度的作品，尸体是这个展览中众多作品的主要材料。朱昱“吃死婴”的《食人》行为以照片形式展出，即便如此，依然在道德争论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用鲁迅的话说，中国的确是一个“吃人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因为各种饥荒、战乱、暴政等，也的确不乏人吃人的现象，但是，在一个至少是试图重树礼教的时代，朱昱的行为已经不仅仅是犯众怒。BBC在播报这件作品之前，史无前例地首先反对了这件作品的视觉刺激形式与强度，并声明向公众介绍朱昱的艺术仅出于对艺术自由的尊重。
《献祭》引起的争论更是空前的。或者，朱昱的这件作品的确充满了深刻的反思生命的“死亡美学”意味，但是，创造生命的克隆羊多利已经引起了如此大、如此多、如此广泛的争议，自不必说毁灭生命的朱昱。《献祭》这件作品的完成与展出的过程中，还夹杂着类似卖淫、堕胎、毁尸之类女性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权主义范畴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献祭》这个行为中，朱昱花钱让一个妓女怀上了自己的孩子，四个月后再让其堕胎，最后把堕下的死胎拿去喂狗。四个月的胎儿已有完整人形，已经比较大，狗无从下嘴，朱昱便用小刀把胎儿切成段便于狗食用。场面之血腥与残暴，令人不忍卒视。朱昱最终被诉诸法庭，理由是侮辱尸体，这便是当时震惊中国的《朱昱侮辱尸体案》。
另外一个因“侮辱尸体”而被起诉的是同样参加了《后感性》展览的萧昱。相对朱昱来说，萧昱的作品（ruan）甚至都不能算是一个行为艺术。这件作品也用到了死婴的头部，并把头部与其它动物的器官缝合在一起，制造成为一个半人半鸟的新物种形象。这件作品1999年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随后被瑞士收藏家乌里·希克买下，2005年该作品在瑞士伯尔尼美术馆展出时，该馆29岁的瑞士法语区视听办公室负责人雷德马顿（Adrien Riedmatten）起诉了伯尔尼美术馆，指控组织方展出这件作品打扰了死者的安静，惊扰了逝者的亡灵。雷德马顿说：“我想有理由对这个作品的道德规范提出疑问。”诉讼要求埋葬被艺术家借用的胎儿，诉讼直接指向了艺术家、博物馆和作品拥有者希克。8月9日，由于组织方无法应对由起诉而引起的更大麻烦，美术馆的费比彻尔馆长宣布撤下这个有争议的作品。
孙原和彭禹夫妇也参加了“后感性”展览，相对来说，他们的作品充满了诗性的黑暗。在“后感性”展览中，两人也展出了数件以尸体为材料的作品。其中《连体婴》《人油》《追杀灵魂》被称为是一种“唯美的半恐怖主义”装置。《人油》中，彭禹作清纯状，漠然地用皮管给一个放在膝上的死婴嘴中输入“人油”；《追杀灵魂》中，一具狗尸放置于高温的聚光灯下，再用凸镜聚焦于狗尸的头部，随着时间的累积，狗的头部开始冒出大量的烟，场面十分触目惊心，让人恶心几欲呕吐。用艺术家的话说，“这就像大夫在做手术，科学具有实验性，艺术一样具有实验性。” “突破禁忌”始终成为孙原、彭禹艺术实验中的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或者，正如他们自己所说，他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代言人”，只是，这里是地球，这里是中国。
以尸体为材料做作品的艺术家，多是表达自己对于生命的思考，对周遭世界的反思，但是，对于尸体的不尊重其实也是对亡灵的不敬，换言之，这是否也是对生命的不尊重？也许，作者的确没有对逝者不敬的意思，但是，作品本身的确会传达给观者很强烈的对逝者的亵渎感。
天行健 君子“自残”不息？
中国传统道德观中也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应随意损毁。不过，在行为艺术领域，“自残”似乎是一个行为艺术家必经的洗礼。朱昱也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2000年4月，朱昱的《植皮》行为通过手术，把自己身上的一块人皮割了下来，移植到一块猪肉上面，这块猪肉被用福尔马林浸泡保存起来。杨志超的《种草》行为异曲同工，2000年，杨志超通过外科手术，在不施麻药的情况下，把两株青草种植在自己左背的皮肤上。云南的行为艺术家何云昌在做行为艺术时，更是一直在对自己毫不留情地“自残不息”。
2009年，何云昌通过手术取出自己身上的两根肋骨，用这两根肋骨和四百多克黄金打造了一个项圈。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件作品参考了基督教传统的元素，《圣经》“创世纪”记载：上帝用亚当的一根肋骨制造了夏娃。何云昌想表达的是肋骨的象征意义——男人和女人之间永恒的关联性。2010年，何云昌在《一米民主》中更是在没有麻药作用的情况下，在众目睽睽之下用手术刀在自己身上划开了一道一米长的伤口。据当时在现场的人描述，何云昌当时因痛楚而忍不住撕心裂肺地凄厉嚎叫。对何云昌来说，这不算什么，为做行为艺术而对自己毫不留情地残害已成习惯。
80后行为艺术家刮子（刘成瑞）也做过不少自残性质的行为作品，其中之一是艺术家斩掉了自己的一截小拇指，并用这截小拇指的骨头做成一个吊坠挂在自己的脖子上。
2007年6月，宋庄艺术家赵跃用剃须刀片在自己脸上纵横交错地刻划出毁容性的格子状伤痕。这件作品的名字便叫《格子》，带着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这种极端行为，与阿布拉莫维奇的《托马斯之唇》之间的距离在哪？女性主义不能冠之以对或者错来绝对化，赵跃的行为够大胆，但是或者可以说是颠覆，或者可以说是说教，或者，也可以说是“不要脸”。
自杀，是自残的终极方式。2000年1月1日，大同大张——即张盛泉，为完成自己最后的行为艺术作品，在寓所自杀。大张的自杀行为在整个中国的艺术圈里受到崇敬。或许，他的自杀行为的确很纯粹，但是，一如海子的自杀，对自杀的“神化”所起的蝴蝶效应，使得更多的诗人、文学家、艺术家等文艺青年在潜意识里觉得自杀才是纯粹的，才是高尚的。前不久，有个自称诗人的年轻人小招，在跳楼自杀之后却居然受到了多数人的崇敬。从道德上来说，我们的确不应该对逝者不尊，但是这多少有点滑稽。翻看小招留下的所谓的“诗歌”，通篇不过在咒骂、埋怨、厌世，毫无诗性可言。小招的确是以毁灭生命的方式来对抗社会的肮脏与堕落，但是这样的对抗是一种在生活潦倒中绝望的、消极的、痛苦的无奈。或者，张盛泉的确在艺术上走向了纯粹，相比梵高的自杀，他至少是从艺术上主动放弃自己的肉身，而不是生活所迫。但是从道德上来说，这个行为的教化意义依然是极度消极的。
除了张盛泉之外，以“自杀”的名义做作品的还有魏光庆等艺术家，但是他们的行为仅体现在对自杀的哲学性的思辨，并没有实施对自己生命毁灭的行为。当然，在评判张盛泉自杀行为的价值之前，很难说其自杀行为是否有魏光庆行为的蝴蝶效应因素。
维特根斯坦说，自杀是可耻的。不管这句话在多大程度上合理，在很多情况下，蝇营狗苟地活着也是可耻的，当可耻的肉身与高贵的精神相矛盾时，或者便有了自虐行为，当矛盾不可调和时，悲剧便发生了——一如梵高。以艺术之名自杀，只能是出于尼采式的迷狂——但是，就连尼采也说，天才是不会让自己的天赋平庸地流淌。何况身处精神象牙塔的艺术家的自残或者自杀，并不是“殉难”或者“殉道”，艺术本身并不需要艺术家的“殉难”去发掘或者升华，这是自残行为受到道德质疑的主要原因。在精神未曾走向纯粹和崇高之前，在道德上，这样的自杀是可耻的——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先前说了，单纯的裸体行为已不能受到道德的审判。比如2008年两名清华大学毕业生在校园内的裸奔几乎是受到了公众的支持，他们的裸奔行为只是出于对压力的单纯释放，社会几乎没有给予道德压力。但是作为社会的人，有更多的复杂因素，即便表达的目的指向明确，也会因为主体的身份或者行为的环境而受到质疑。公然的裸体行为而受到道德质疑的，视行为主体的动机而定。
2000年5月28日下午，吴高钟在南京清凉山公园龚贤纪念馆举办的“人与动物：唯美与暧昧”展览中实施了行为《五月二十八日诞辰》。这个作品中，吴高钟从被宰杀的水牛腹中钻出，浑身牛血和玫瑰花瓣。之后，艺术家站在牛体之上，手捧玫瑰花瓣撒向天空。在重复这个动作之时，艺术家和牛的尸体的都笼罩在玫瑰花之中。这个行为作品导致了全社会对行为艺术的批评和广泛的争论，进而引发了对前卫艺术的大讨论。这个行为本身并不是唯美的，牛的尸体和鲜血更谈不上暧昧。吴高钟裸身并无伤大雅，但从血肉模糊的牛尸出来的这个过程，引发了人们的厌恶感。或者，南京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更容易与中国特色的后现代行为相冲突。
2005年4月13日，四川音乐学院成都美术学院41名师生在成都南郊牧马山高尔夫球场一侧草坪上演了一幕名为《@ 41》的行为艺术，四十一位在校男女学生露天全裸，全体排成电子邮件符号“@”形，以多米诺骨牌的方式逐一倒地，现场四名摄影和两名摄像者记录了完整过程。集体的“天体”活动早已备受道德指责，以这个行为来说，裸的理由是什么？其实“裸”这一特性，很多时候只能在传播的时候抓人眼球，一如当年左小祖咒等人的裸体行为《为无名山增高一米》，如果没有那张堪称经典的照片，如果不裸，《为无名山增高一米》湮没在历史尘埃中几乎是一定的。
很多时候，裸与不裸并不成为问题，问题在于行为艺术中的“裸”，给行为艺术带来了什么。如果只是为抓眼球而裸，那实在是与脱衣舞娘的裸没有什么区别。
在当代艺术的行为圈子里，还有更多刺激人视觉神经的行为也经常会受到道德的诘问。
2005年，孙平在《不知道》展览中展出了其授意一个女子用阴道执笔写的中国书法作品。一个风尘女子用阴道执笔表演书法，以文化之名写作一些经典的内容，这样的做法显然挑战了道德、法律、哲学、政治、文化和艺术等意识形态的许多方面，容易引发公众对他的强烈批判。“阴道书法”对那些主张通过漫长时日苦练书法功夫的文人和把书法艺术作为历史文化成就而骄傲的民族来说，意味着狂魔般的亵渎。但孙平必定回答说：这已经是一个当下中国社会生活的事实。其实，当下中国社会艺术与道德不如说是在相互亵渎。
2009年，片山在墙美术馆的“吃屎”行为，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2009年2月5日墙美术馆举办的“纪念中国现代艺术展二十周年”活动上，肖鲁正在神态俨然地实施“与自己结婚”的行为艺术，片山稍显鬼祟地扑在肖鲁的婚纱上实施了自己的“吃屎”行为，并在展墙上用屎手书“你选择强权，我选择吃屎”。不管这个行为是对肖鲁的嘲讽，还是对“选择强权”群体的嘲讽，这种极度的恶心道德的行为，一度成为当代艺术界的焦点事件。
除以上例举的行为之外，网络上尚流传着更多的惊爆人眼球的“行为艺术”，基于其明显的炒作性质及相对寒碜的思考深度，在此不复赘言。
无视道德的艺术必将被唾弃，但是，艺术需要考虑道德底限吗？艺术能否以“前卫”之名而理所当然、顺理成章地立于道德约束之外？在中国当代艺术圈，任何涉及道德问题的质疑，都可能被嘲讽为“守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行为越疯狂，你可能被指为越激进。在自由的名义下，与体制的对抗越激烈，越有可能成为英雄式的人物。这也是当年所有在“89现代艺术展”上做行为的艺术家最终都功成名就了的原因。这是艺术家的英雄主义情结的结局，在对英雄不管不顾的追崇之中，在野的艺术家使得行为艺术走向了“仪式化”。（高名潞《墙》）
但是，无论如何，艺术家依然在乐此不疲地逾越道德底限，那么，我们所要思考的，或许也应加上：越过道德底限的作品是否成立？这实际上也类似于前些年的争论，艺术作品与人品有无关系？为什么“汉奸”周作人一直到今天也没有被承认？而相较之下，鲁迅则成为了近代中国精神上的“教父”。笔者认为，行为艺术并不仅仅只是艺术家宣扬自己政治立场的工具。实际上，即便是当年圆明园那样的盲流艺术家，即便他们真的如崔健的歌里唱的那样“一无所有”，是否可以随意去支配自己仅存的身体，道德上也是值得商榷的。毕竟，生命本身在道德上有其尊严。
可以想见，在与道德的博弈中，行为艺术实际四面楚歌。
二，末路狂花：中国行为艺术的尴尬处境
行为艺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80年代仍受欢迎，中国有记载可考的行为艺术则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但是行为艺术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正如艺术的定义一样众口不一。对行为艺术最简单的定义或者来自于艺术家的身份吧，但是这显然是荒谬的。比如1986年厦门达达的焚画行为，中国历代焚画无数，但是只有这些现代艺术家的这次行为被当做了“行为艺术”。同样，清华大学学生的校园裸奔不能成为行为艺术，而何成瑶在长城上的倾情一裸则成为了行为艺术中的经典。更多的例子表明，行为艺术的边界是模糊的，在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催化下，也容易走向异化。
行为艺术在中国的异化
行为艺术脱胎于表演艺术，但是西方的表演艺术与中国的行为艺术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有所区别。从表演艺术过渡而来的西方行为艺术综合了更多的文学、舞蹈、音乐等艺术元素，在西方的哲学文化背景下，精神指向较多地追崇存在主义对存在本身的发问。而在中国一开始就不是以这种相对形而上的方式出现的，中国的行为艺术一开始就是以对抗的形式出现的。这方面，80年代到90年代身处其中的两位重要的批评家高名潞和栗宪庭都有清楚的认识。栗宪庭认为“一些敏感的中国人实际上正处于一种心理崩溃的感觉中……造成我们必须表达的内心积郁、恐慌、无奈、愤懑、无聊……”。③高名潞在《墙》一书中也认为：“中国行为艺术的社会敏感性和被压抑的处境也使它与西方的存在主义有着先天的联系。然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行为艺术通常不把自己的身体视为‘艺术’观念的载体，而是视其为‘仪式化的身体’、‘社会化的身体’。”基于中国的政治环境，行为艺术一开始就是被禁止的。可以想见，行为艺术作为当代艺术的重要表达方式，几乎所有的体制内艺术家都从未选择——或者尝试过用行为艺术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艺术思想。所以，行为艺术一直以来都是被当做一种“革命行为”而受到严厉监控，这使得行为艺术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未来前景让人堪忧。但是，也恰恰是这种处境，反而使得行为艺术越来越走极端。在上世纪90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行为艺术几乎是走到了一个走极端的极致。这是一个误区，行为艺术应该有更多的精神指向。在中国，对大环境的过度敏感导致了行为艺术的异化。
以宋庄来看，宋庄的行为艺术家们普遍不画画，他们会独立或者相互协作地完成行为艺术的创作，也会定期或者不定期地举办各类行为艺术活动，表演他们的行为艺术作品。比如每年夏天的潮白河活动就是宋庄行为艺术的一次集中亮相。在这样的集体活动中，艺术家是要受到严密的监视的，一旦有“出格行为”或者其它敏感行为，很容易被现场的警察或便衣拘捕。在各种展览活动中，也时常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也会经常地表演一些偶发的行为艺术。前文说的片山吃屎行为就是借纪念现代艺术展二十年活动而作。这样的偶发行为往往不受欢迎，在艺术家中间也时常被人鄙夷，甚至不屑，在公众当中更是受到道德的审判。
艺术终结论
如果说行为艺术已经死亡，那显然是武断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行为艺术这种语言的表达力度正在逐步衰退。行为了，但是并不“艺术”，这是行为艺术走向末路的主要原因。一如黑格尔所言：“艺术却已实在不再能达到过去时代和过去民族在艺术中寻找的而且只有在艺术中才能寻找到的那种精神需要的满足??因此，我们现时代的一般情况是不利于艺术的”。徐冰也曾直言不讳，很多当代艺术家只是“想摆脱装饰工匠的身份，冒充哲学家，处在两不是的窘境中。”哲学还真 “剥夺”了艺术！④徐冰的说法还只是针对那些意图炒作的艺术玩票者而言，但是实际上，就艺术本体来说，末路，也未必是耸人听闻之说。
艺术在黑格尔那里，已经被终结过一次，后来的艺术批评家丹托再一次提出了“艺术终结论”。丹托说：“艺术变成了哲学，艺术实际上由此完结了”。从现时中国的行为艺术来说，一方面是激烈的对抗，一方面是故作高深地冒充哲学家。除此之外，还需要突破道德的尺度，去寻求冷漠的公众给予关注。这样，行为艺术就被自我孤立、自我作践起来，艺术史家不看好，体制不看好，百姓不看好。面对这种“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状况，行为艺术在多数时候只能是在虚妄地自得其乐。对于中国的艺术家来说，时至今日，其实一直也没有摆脱过对西方艺术的摹仿，外行看热闹信口胡说也罢了，内行看不到什么门道，那才是真正要命的地方。回到前文成力的行为，其实美国艺术家杰夫·昆斯早在80年代就已经在展览现场把性爱行为《Made in Heaven》玩high了一把，其时，昆斯的行为打破了西方宗教的禁锢，成为了行为艺术中成功挑战道德约束的典范。相比之下，成力的“高干”行为即便指向有所不同，但在昆斯之后，任何山寨作品都显得相形见绌。这或者可以归咎于艺术家的创造力，也可以以“中国特色”来搪塞，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行为艺术已经的确失掉了曾经的公信力，就连艺术家，也开始不自信起来。
所谓“当代修志，隔代修史”，2011年元旦，“中国行为艺术文献展——1985-2010”在宋庄美术馆开幕，蓦然回首，中国的行为艺术已经风风雨雨二十多年过去了。时至今日，当代行为艺术已经不再“撰志”，这个展览倒是在为“隔代”的行为艺术“修史”了。那么，风风雨雨二十多年的中国行为艺术真的已经可以盖棺定论了吗？
①美国当代批评家阿瑟·丹托（Arthur Danto）语。
②高名潞著《墙》：“中国现代艺术展”第二次关闭就是因为一位艺术家向美术馆、北京市委和东城区公安局写匿名信，称“如果不立即关闭‘中国现代艺术展’，就要在美术馆内两处放置炸弹”。于是警察被迫闭馆两天寻找炸弹。
③语出栗宪庭《自有未泯灭的人文感觉》
④丹托认为，艺术将被哲学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