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武子杨（Ziyang Wu），中国艺术家，现任教于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与设计学院。

　　D：大卫•科恩（David Cohen），美国艺术评论家，艺术史家，作家，Art Critical主编和创建者。曾担任Alex Katz（阿列克斯•卡茨）， Henry Moore（亨利•摩尔）等艺术家和多次大展的策展人。现任教于普瑞特和宾夕法尼亚艺术学院。

　　2016年10月10日纽约切尔西25街Nancy Margolis画廊

　　D：你希望观众怎样看你的作品，电影，绘画，雕塑抑或是其他，这对你重要吗？

　　W：我大体属于“Project based”类型的艺术家，我的作品常常起源于某一个“Project”，它们可能是一个事件，一个瞬间，一个情绪或者是一个刺激，我对它们有强烈的感应，兴奋、恶心、喜爱，或是其他什么，然后我会考虑用合适的形式把它们传达出来。视频也好，装置也好，行为也好，根据需要来设定。

　　D：在RISD你做了不少视频作品，而在此之前你主要做绘画和雕塑？

　　W：我从来都把自己当成一个画家，我做任何一件作品，都是用绘画的眼光在做。用视频画画，用雕塑或者表演来画画。在形式上，我关注的东西和绘画关注的东西是一致的，颜色、构成、材质、或者线条。如果还有别的，那就是作品讲话的方式。

　　D：你的“讲话的方式”混杂着各种声音，有点荒诞，有点“Camp”，带着狂欢和嘻哈，但又和文化批判杂揉在一起——从纯粹风格的角度，具有夸张、偏激、奇诡和戏剧性的视觉特征，有点难于归类。你喜欢像Camp那样，把一件东西扮成另一件东西的样子，看起来非常荒诞，而对这些荒诞你又始终保持着一种嘻哈和狂欢的态度。

　　W：我觉得荒诞也好，狂欢也好，坎普和嘻哈或者也好，不过是一只只奇异的冰糖葫芦，有的酸点，有的甜点，有的苦或者是辣一点，但是你注意到里面有一支把它们串起来的木棒，或者说有一根主线，把这些口味很重的东西串起来了，对我来说，这根主线更本质一些，那就是文化上的感受能力和怀疑的能力。

　　虽然如苏珊•格塔桑所说，感受力是“最难以谈论的东西”，“如果勉强将它纳入某种理论体系，或生硬地用证据加以说明，感性就不再是感性，而僵化成了思想观念”。但是我必须坚持这一点，我才会是我自己。而且“怀疑”对我是重要的，比如我会怀疑我们身边的世界可能是假的，是一些纸糊的房子，我会用我的嘻哈和狂欢让那些纸房子轰然倒地。

　　D：文化混杂——保持了一定的日常批判维度，有点颠覆的意思。

　　W：我不太愿意用颠覆这样的词汇，感觉假惺惺的。我只是感觉艺术中的狂欢具有摧毁一切的力量，再一个是个性使然。

　　D：那么“思考”在你的创作中是什么位置？

　　W：当一个动作，或者是一句话，一个声音，一个事件，它们让我有很深地感触，让我哈哈大笑停不下来的时候，作品就已经成了一半。然后我会分析在这种狂笑背后，隐藏着哪些可能的意义。不过这些分析不是所谓的“思考”。阿甘本说过：今天，不存在哪怕一瞬间，个体的思考不为某个装置所塑造和控制。你不能摧毁这些装置，也不能让装置更正确，所以“思考”很假很好笑。学会“狂欢”，学会“Camp”，可能会使艺术更自由一些。

　　D：你认为你的作品主题是关系到人类共有的、全球性的，还是具体到中国的？或者说你的假象观众是全球性的还是具体到中国的？

　　W：在我最初开始做艺术的阶段，我一直都认为我的假象观众是中国观众，作品中说的也都是中国的事。但长期在意大利和美国的生活，使我的角色有所转换。一直以来，非西方艺术家比较多的都是以西方的视点，去看待自己的、地域性文化现象，反过来做的几乎没有——也说是说，以非西方的视点去看待和表现西方。我的个人经历，使我能够站在多元文化的边界上，或者是说能够在各种文化的夹缝中，看到大家寻常看不见的一些东西，这可能就是您说的全球视野。

　　D：谈谈作品《猪的故事》？它让人想起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W：这个作品分为两个部分。故事1是温馨颂歌混合了被宰杀的撕裂叫声，故事2是“Boom Shaka Laka”VS“英特奈雄耐尔”，这两个故事也许正好对应了《1984》和《美丽新世界》。不过我没想那么多，它们只是来源于网络上几张有趣的图片，后来发展成现在样子。尼尔·波兹曼说过，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炼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变成娱乐至死的舞台，变成一场滑稽戏。而我感觉我们身边的威胁不是奥威尔，也不是赫胥黎，而是奥威尔+赫胥黎。

　　D：你认为你的作品更多的是参与揭穿负面值或者是传达正面值？

　　W：我不知道“正价值”指的是什么。我想也许是惩恶扬善，或者除暴安良什么的吧，就像美国大片，结尾时正义总是在占胜邪恶，很傻逼很搞笑。

　　我的作品不提供道德评价。我是艺术家，我只提供形象。因为我相信在我提供的形象中，观众自己会找到一种东西，很好玩，他会去笑，或者感到很焦虑，他去思考，或者很恶心，很难受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作品的一部分，作品也变成活的了，在此之前，它们躺在墙角或者睡在计算机里，只是一堆颜料和数据，其它什么也不是。

　　D：你怎样看待自己的文化身份以及和艺术史的关系问题？

　　W：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独特的文化身份。我出生在中国，在意大利读的本科，然后是美国的研究生，我不知道我是哪个文化里长大的。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作为一个艺术家，重要的是用自己的图像方式讲话。至于艺术史，我不怎么关心，我觉得那是一些人编出来的，比如说现在我正在美国的艺术学院里，教美国的学生们西方的艺术史，我觉得够荒诞的。

　　D：你的故事会结束吗？

　　W：不知道。我这个人对什么都很好奇，总喜欢东张西望，总想推开那些没曾打开的门，看看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未来会有什么变化，说不清楚。总体来说，故事不会结束，但是讲故事的人在变化，境遇有变化，想法在变化，所以讲故事的腔调可能会有变化。

　　[文本整理：Nancy Margolis画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