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雕塑艺术家刘政德在“中国姿态·第三届中国雕塑大展”中荣获“中国雕塑终身成就奖”，这一年，是他结识雕塑的第70个年头。
授予刘政德“中国雕塑终身成就奖”的颁奖词这样写道：《大江截流》这件作品是在改革开放的中国第一次运用现代主义手法表现中国人民改造大自然的气魄和力量。美国芝加哥学院院长、雕塑家托尼琼斯更将这件作品称作是“中国雕塑走向现代的一个里程碑”。而刘政德70余年的创作生涯也正是中国雕塑走向现代的一个缩影。
刘政德出生于动荡的年代，刘政德不幸成为难童，却也是在这样的机缘下进入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创办于1939年育才学校，从各个保育院收留的十五省流亡到后方的难童中，择优录取了具有特殊才能的六至十五岁的孩子150多人入学，培养抗战建国人才。学校设立了音乐、戏剧、绘画、文学、社会、自然等6个组，并选聘当时聚在陪都的一些著名专家学者到育才任教，如著名诗人艾青、音乐家贺绿汀、历史学家翦伯赞、戏剧家章泯、美术家陈烟桥、张望、舞蹈家戴爱莲等。
1944年，刘政德从育才小学毕业，根据兴趣进入育才学校美术组学习。“刚好那时候有一位有名的雕塑家傅天仇来到美术组。进了美术组，我画过石膏，画过水彩，但是还没有接触过雕塑。看到傅天仇先生用泥巴做雕塑，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东西，觉得它应该是比画画更有意思”。碰巧傅天仇先生准备举办一场雕塑展，刘政德就跟在他旁边，看他翻石膏、做泥塑，为他做助手，帮他收展览门票。“我对这些太有兴趣了，从这以后我就爱上了雕塑”。
《哨兵》 1959年 参加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美展抗战胜利后，刘政德回到故乡湖北，进入武汉的武昌艺术专科学校西画专业学习。“武昌艺专有图画和音乐两个系，在图画系中又分成是绘画专业和工艺专业。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学校的教学是朝着培养中小学教员的方向走的，我们不仅学画画，还会学音乐”。
在这里，刘政德遇到了另一位重要的专业老师蒋翅鸣。“蒋翅鸣先生是武昌艺专第一任校长蒋兰圃先生的儿子。创办武昌艺专后，武昌艺专先后送唐一禾、蒋翅鸣几位先生去国外留学，唐一禾先生去法国学了油画，蒋翅鸣先生则是去日本学了雕塑。学成归来，武昌艺专并没有雕塑系，蒋先生就教我们素描。我经常去他那里借雕塑书回来看，听他讲西方和日本雕塑艺术家，做出一些作品出来也会请他来给我指点”。
相较于雕塑艺术在西方循序渐进的发展，现代雕塑进入中国后与动荡的中国社会现实相互碰撞，像版画等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成为重要的革命方式。成长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中，刘政德的雕塑创作一开始就走得轻松。“解放前我还在参与地下工作时，就已经开始画宣传画了；进了武昌艺专，碰上解放初期提倡共产党员要进行文艺创作歌颂社会主义、抗美援朝；中南美专成立后因为一些社会活动需要通过艺术作品来进行宣传，我先后参与了‘土改’展览、少数民族展览的主题雕塑创作；在实践当中早早就开始了创作，这也让我在创作初期就丢掉了学院专业学习的包袱”，对比美院中海外留学一脉“多基础、少创作”的特点，刘政德的艺术成长经历让他在创作上的优势日益明显。
所以，1953年，刘政德以22岁的年龄进入中南美专任教的时候，在与蒋翅鸣、朱培君、陈合一、曾新泉、蔡礼安组成的雕塑系教学团队中纵然年轻，却已经开始承担起了创作教学。
《盲人摸象》 花岗岩 1984年 武汉东湖寓言雕塑园
《叶公好龙》长8米 铸铜 1984年 武汉东湖寓言雕塑园1960年，刘政德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微博)雕塑研究生班，以中国“中山狼”的故事为素材创作的毕业作品《东郭先生》成为其艺术创作上的转折点。至此，刘政德的作品从“罗丹风格”逐渐转向个人艺术语言的探索。
“为什么做《东郭先生》呢？因为当时要求艺术为政治服务，批判人道主义、修正主义，在我看来，东郭先生就是人道主义。定了构思之后，我就开始在形式上考虑怎么融入中国文化里边的东西。很快，我的毕业创作就完成了”。
作品完成之后便在当时引起了较大的争议，有人批判它为“西方立体主义”。班上同学的毕业作品全部在报刊上刊登，唯独没有刘政德的这件作品。这件事对刘政德是个不小的打击，甚至他还因此在“文革”期间受到迫害，被发配到牛棚改造。
刘政德一度怀疑自己的方向是否错了，启蒙老师同时又是其央美研修班老师傅天仇在这个时候给了他及时的鼓励。“有一天，傅天仇先生走到我面前说，‘政德，你要知道一个美术家想要形成自己的风格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很多人花了一辈子的时间都未必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那条路，你现在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风格。但是只有一件作品是不够的，你要用这个风格的不同作品、不同阶段让人看到你在个人风格上的自我确认和成长，从而让大家认可你’。我真心地听进去了这一段话，后来我一辈子走这一条路，一直在做寓言故事，与傅先生的这一段点播和认可是分不开的”。
《黄鹤归来》 高5米 黄铜 1985年 武汉黄鹤楼听闻此事，刘政德非常气愤。他指出，生物界确实有龟蛇缠绕在一起的现象，但它们并非在交媾，而是蛇要吃乌龟蛋，二者因此缠斗。而他的雕塑，是从与黄鹤楼相关的传说中提炼出来的。“龟蛇鹤”的创意即源于这些民间传说：相传，大禹治水感动天庭，玉帝派龟、蛇二将协助。为镇江患，龟、蛇隔江对峙，变身为两座大山，形成“龟蛇锁大江”之势。水患平息后，人民安居乐业，黄鹤归来。黄鹤立于龟蛇之上，则寓意黄鹤留在黄鹤楼，不再飞走。而至于作为北方之神的玄武放在南方也早有先例，并非不可为。为此，刘政德特意将自己对于作品的理解和创作初衷写成文字材料向上级进行汇报和说明，非议逐渐平息下来。
《大江截流》 1982年设计，2011年建成 宜昌葛洲坝1981年1月，葛洲坝截流成功；当年12月，第一台17万千瓦机组投入运行。次年，葛洲坝工程局决定兴建一座纪念雕塑，湖北美术学院受邀先后完成了十多个设计草案，最终刘政德的设计方案获得了肯定。
在大坝还没截流前，刘政德曾多次到宜昌考察。“当时在长江两岸，放的全是四面体，每个大约50吨，一辆大卡车只能装一个，那些卡车的车轱辘比人还高。长江两岸布满了这样的四面体，我感觉，它们像武士，好像准备随时投入战斗。那些四面体当时就给我带来了灵感。”刘政德想，何不就把这些四面体组合起来。这一设计得到了葛洲坝领导、工程师、工人代表的一致肯定。
然而，这件在当时看来十分前卫的作品饱受争议，并因为葛洲坝在当时的影响，讨论扩大到了全国，有人批判他是在搞西方资产阶级艺术，是西方的抽象派艺术。由于外界非议太多，迫于压力，这件雕塑并未建成。直到2011年，为纪念葛洲坝截流取得胜利三十周年，这件雕塑才终于建成。
《僧多粥少》
《三个和尚》武汉东湖寓言雕塑园寓言故事、块面结构、写意的艺术语言是刘政德个人风格中3个明确的关键词，支撑着这3个关键词的观念则在于“中国雕塑”。
刘政德作品中的语言故事，在育才学校就已经埋下了种子。“有一天美术组突然来了一位老师，陶行知先生就安排他给我们讲大众哲学。听他讲辩证的观点、变化的原理，我特别有兴趣。他也常常用寓言故事来举例，比如《盲人摸象》中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比如《射手和卖油郎》的相对性原理，比如《狐假虎威》的表面与本质。这些故事都有诙谐的成分在其中，以简单的故事智慧地去帮助你认识这个世界”。在“文革”的艰难岁月，尽管身处逆境，刘政德泰然处之，“能够顺利地渡过这段时间，我想跟我在寓言中获得的智慧是有关的。当一个人与哲学有了关联，他对事物的看法会从单一的维度变得更丰富、更有层次。中国画论里边说‘宁简毋繁、宁拙毋巧’，我们的古人在艺术美的追求上是和个人的生命哲学联系在一起的，简单且厚重，简练且深刻，想达到其中任何一点的平衡都是不容易的”。
《射手和卖油郎》武汉东湖寓言雕塑园“讲清楚我的作品观念，爱国主义是根本原因”。回忆起自己的成长经历，刘政德认为无论是自己作品的观念，还是政治、文化立场的形成，都是时代和个人的必然。“在重庆、在武汉，日本飞机飞过的地方，无不是炸毁的房子、横飞的尸体，他们培养了我对日本的憎恨，也培养了我的爱国主义”。
《鹬蚌相争》如果说刘开渠先生是从观念上影响了刘政德的创作方向，对于“中国雕塑”，傅天仇先生则是从方法论上影响了学生刘政德。“在上世纪50年代，傅天仇先生就开始对中国古代雕塑进行总结。自我承他启蒙至今，他对中国雕塑明显的偏爱和关注，他在中国古代雕塑上的很多观点，以及他讨论中国雕塑的方式，深刻地影响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