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伟光（《雕塑》杂志执行主编、美术评论家）

　　对于钱绍武先生的艺术成就，我们似乎已了解了许多，然而通过深入地了解其成长背景、受教育的方式，使我对于他的修养、学问以及艺术造诣的形成，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一日，我拜访了钱老，在长达三个多小时的谈话中，我始终在追寻着这样一个问题，即艺术家或大艺术家是怎样形成的。这实际上是要回答形成人才或特殊人才的知识结构及文化心理之问题。

　　如此，自然要涉及到形成文化个性的环境、受教育的背景等诸方面。不同的生存环境当然能造就不同的人格，然而也不是相同的环境就能培养出相同的人材的。钱先生未接受过中学之类的教育，这并不是说，他没有条件去接受这种普通教育，而是环境为他选择了更为恰当的教育方式。

　　说起钱先生，尚须略表一下他的父亲——钱学熙先生。钱学熙是北京大学的英文教授，翻译过诸多西方美学著作，并把中国的四书五经等译成英文，是参加过朝鲜停战谈判的中方首席英文翻译。但你可曾知，就是这样一位学问家，在读中学之时便辞学自修起英文了。他深厚的英文水品原来是得益于他的自学。也因此，他自然地为钱绍武先生择取了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钱绍武9岁始习读四书五经，苦读三年之后，在父亲的教导下研习英文，至15岁便达当时北京大学英文专业的三年级水平。后又师从著名国画家秦古柳先生学习绘画，这种特殊的“学历”非普通教育所能及。这可以塑造出一个出众的人物，但问题在于即使你有这样的条件，但也未必有胆识一反常规地选择这种教育方式，所以对钱先生的这种现象是有必要做出一点思考的。

　　对于钱先生艺术成就的形成原因，我大概理出这样几点：

　　一、以诗为学、游目骋怀

　　钱先生能信口吟诵古典章籍，诗词歌赋。这种吟诵非同一般的默背，而常常是作为他阐述某一问题时的佐证。从实质而言，艺术之思维乃是诗性之思维，从艺门径不在于技而在于诗性思维。中国的大学问家常常得益于此。

　　诗有多意性体会，这种体会是由诗中所含有的“意义”与“意味” 所决定的。“意义”是指作品所表现出的内容。而“意味”则是在意义的基础上延伸出的情与趣。往往是通过欣赏者的品评和发现而得出的，形成了富有意象的模糊体会。因而诗的意象是可以见景及情，“见异思迁”；可以俯察品类，游目骋怀；可以非类同归，异想天开；特别适于对艺境的升华，这一点中西文化是有共通性的。中国古人把诗歌教育融入到日常生活方式之中，而古希腊的柏拉图则认为诗是受神的指引，被他表述为是神的意旨，甚至强调要以诗歌培养他们的英雄。钱先生也曾指出，人类的文化价值就是创造性发现的价值，这个发现往往是从诗的心境中去发现的，因此他强调：“诗意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这一点从他的作品以及人生观中可以领略到。

　　二、国学为基，以求西学

　　钱先生自幼习读古代经典，使之终身受益。当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化背景，但对于古之典籍的学习，恰恰是当代知识分子所缺课的。这并不是说当代的知识分子必须得从四书五经入手，而是说古籍典章所蕴含的文化能量，仍具有启发当代人思维的作用。如《大学》是明乎其人生之道的大学问，《论语》则是关于如何做人，塑造人格的言传身教。而《尚书》是知晓上古文明的制度和民族迁徒所带来的文化变迁之历史。了解这些，自然会使我们更加具备了辨与识的能力。

　　熟晓国学又领悟其理，并带着问题以求西学，方能产生碰撞。因而才能互补有余，才能发现问题的实质和比较出个中的妙趣与至理。若对自己的文化不了解，而去留学，也难以领其要旨，难谋革新。由此，想起徐悲鸿留学法国，正是西方的学院派受到质疑的时候，他留学的时期，正是处于西方学院派艺术最为寞落的时期。然而徐悲鸿为什么不去学习当时法国最为时尚的艺术流派呢？原因是他带有一种使命，这就是要用西方的教育体制和方法，用西方的写实观察方法、训练方法，去改造明清以来中国画拘于陈法，不师自然的弊端。

　　钱先生在俄国留学的6年中，便是除了极下苦功地学习基本功之外，更重要的一点便是以深厚的国学修养去体会西方艺术的格调、境界，而非仅在技巧上下功夫。钱先生的这种受教育的历程，可达入乎其内，故有深刻，出乎其外，方有高致的妙境。这种国学与西学的交叉，使钱先生能够从中西对照的思维方式来取其精髓，比较出文化的异质同趣之妙，创作出动人的艺术珍品。

　　三、交叉出异彩，隔行不隔山

　　交叉方能出学问，方能出异彩，思维是没有疆域的，是一种形而上的隔行不隔山的通理。分科而治不过是为了解决个别与一般的问题，不应该成为一种桎梏和教条。因而，一位大艺术家或大学问家，必定是一位无门户之见的人，并定是一位胸襟开阔的人。钱绍武先生便是如此，他没有门户之见，没有门派之分。没有正统与民间的分别执着，没有中学与西学的排斥对立，他的艺术成就和他的艺术观的形成不免使我们产生对当下教育方式的反思，这便是此次访谈所产生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