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江口沉银”出土文物
蒋光耘
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2016至2017年度考古已结束，出土文物中，发现有上千件文物直接与张献忠大西国相关，也证实了“张献忠江口沉银”传说。
但另一个传说——“张献忠屠灭成都”——仍是传说。
谁屠灭了成都
公元1628年（崇祯元年），陕西的大饥荒拉开了明王朝灭亡的序幕。传说中，1644年阴历八月初九，张献忠攻陷成都，下令屠城三日。三日过后，仍每日杀百余人以树威。
欧洲传教士利类斯和安文思二人所著《圣教入川记》记载，张献忠每日杀一二百人，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10万。清军一来，张献忠在逃离成都前，更是对成都实行残酷的“四光政策”，从老百姓到军队家属，以及他自己部队中的湖北兵、四川兵，最后连早期跟随他出生入死的秦兵也在剐杀之列，剐杀后制成腌肉以充军粮。其残忍程度，令人发指。
《温江县志》上说，温江县由于张献忠的屠剿，“人类几灭”。1659年县里清查户口，全县仅存32户，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简阳县志》卷十九记载：“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14户。”
“他杀得没有平民了，就派许多较为心腹的人到兵们中间去，设法窃听，偶有怨言，即跃出执之，戮其全家。以杀治兵，用兵来杀。”这是鲁迅先生看了《蜀碧》一类关于张献忠屠蜀的书后，在《晨凉漫记》里的一段记录。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清代的一些史料有偏颇之嫌，成都屠城并非张献忠所为，刽子手是清军，其支撑材料是，清军于1647年在四川公开发布告示，宣称全城尽屠，或屠男而留女。
然而，不管是清军还是张献忠，屠城是真实存在的。四川人口由600多万锐减至50万。
1647年清军攻下成都后，当时的成都竟然找不到完整的房屋，只好将官衙暂时设于阆中县。如今，游览阆中古城时，依然能看到当年设立的衙门和贡院等复原旧址。
2002年4月，成都市新南门立交桥施工现场发掘出“万人坑”，人骨数量之多难以统计。经成都考古所专家勘察，估计这与宋末元初以及明末清初的两次成都大屠杀有关。
有关成都之传说，并不局限于“屠城”。在漫长曲折的历史中，这个城市从未更名，也从未迁徙，算得上是中国城市史上罕见的“景观”了。
而关于这个城市的传说，从其起源就开始了。
谁修筑了成都
关于成都建城的历史，一直存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据《蜀王本纪》载：“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又有《华阳国志》记载：“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也就是说，大约在古蜀国开明王朝九世时，其都城从广都樊乡（今天的双流县）迁往成都。
至于成都名称的由来，据《太平环宇记》，开明王九世取周王迁岐“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而得名。成都的含义为“终了的都邑”或“最后的都邑”。
另一个传说与张仪有关。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灭巴蜀，改蜀国为蜀郡，设成都县，作为蜀郡的治所。5年后，秦惠文王令张仪和蜀守张若按咸阳格局兴筑成都城，城周12里，高7丈。分为东、西两部分，东为大城，郡治，是蜀太守官司舍区域，乃政治中心；西为少城，县治，是商业及市民居住区，是经济中心。
究竟是开明王建成都，还是张仪筑城？至今学术界仍有争议。
不过，笔者发现，当下成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机构，但凡涉及这一历史点，基本都采用了“开明王九世筑城”的说法。
谁造就了天府
谁修筑了成都这座城池，迄今没有定论。但是对于谁造就了天府之都，已有明确答案。
成都这样一个“其地四塞，山川重阻”的盆地，凭什么成为中华民族长江上游的古代文化中心，成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回到张仪筑城的历史。就在张仪筑城的几十年后，秦孝文王命李冰为蜀守，修筑了流芳百世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华阳国志》这样描述：“灌溉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都江堰是全世界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仍在一直使用、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被誉为“天府之源”。千百年来，每年的4月5日，都江堰都要举行隆重的庆典，以纪念古堰的造就者李冰。
不难想象，被水滋润的成都当时是何等的富庶和繁荣。作为天府之国的“都城”所在，彼时的成都，不仅农业、丝绸业、手工业、商业发达，而且造纸和印刷术等也发展迅猛。宋代时，成都已是全国印刷业三大基地之一，有“宋时蜀刻甲天下”之称。
作为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雕版印刷术的城市，成都的卞家《陀罗尼经咒》、西川过姓金刚经残页、成都樊赏家历残页等均是世界现存最早的一批印刷品。伦敦博物馆收藏的后蜀时期成都木刻印刷的“历书”，为世界最早的木刻历书。
昔日繁盛的经济活动让这里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官府还设立了世界最早的管理储蓄银行“交子务”。
豪不夸张地说，都江堰的灌溉之利使成都物产丰饶而不知饥馑。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孕育了先秦时期的古蜀文明和汉代蜀地文明，将成都推入了兴盛时期，李白在《上皇西巡南京歌》中赞叹：“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能及此间无。”《资治通鉴》记载：“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其中的益州，就是指成都。
别名为何是“锦官城”
历代诗句中提到成都的并不少，仅唐代杜甫就留下脍炙人口的“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等诗句。
为什么诗人会把成都称为“锦官城”？
一种说法来自南朝李膺的《益州记》：“锦城在益州南、笞桥西流江南岸，昔蜀时故锦官也。其处号锦里，城墉犹在。”
又说在唐宋时，成都芙蓉似锦，因此成都也称作锦城。据《成都古今集记》载：“孟蜀后主（孟昶）于成都城上，尽种芙蓉，每到深秋，四十里为锦，高下相照，因名锦城。”
但流传更广的说法，和以上几种均无关联。据说在三国时期，成都的蜀锦成为重要财政收入之一，蜀汉王朝因此设置锦官一职保护蜀锦生产，锦官城的称呼由此产生。
哪一种说法更准确，难以确认。但是，成都确实是中国丝绸文化重要的发源地和生产地之一。早在汉、晋时期，蜀锦就风靡天下。六朝以后至隋唐，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所销蜀锦，大都是成都生产的。考古学家曾在一具古埃及女性木乃伊的头发里，发现了一块丝绸，据考证，它来自遥远东方的蜀地。
公元前122年，历经磨难的张骞从西域回到长安，上奏汉武帝：“大臣大夏（今阿富汗）时，见邛竹杖，蜀布”。也就是说，张骞在阿富汗一带见到了成都邛崃出产的竹拐杖和四川产的布匹。
谁首次打破了成都的悠闲
从历史来看，大多数中心城市的兴衰基本与王朝更替有关，战争是它最直接的催化剂。汉末以来，中华版图上战火烽起、诸侯混战，隋末的农民战争，唐代的安史之乱，随之而来的藩镇混战和唐末的农民战争，使大半个中国陷入了战火之中。
由于有特殊的地理环境作为屏障，所以一直到宋末元初之前，成都子民都过着世外桃源般的悠闲生活。然而，在一个动荡的国度里，成都不可能永远保持着安乐。
在今天成都金堂县的云顶山上，有一段古城墙遗址，它见证了成都第一次破城的耻辱历史。
公元1236年，宋蒙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年，蒙军分三路大规模南征，阔端率西路军全面突破蜀口防线，攻占兴元、利州（今广元）、剑门关，长驱直入攻陷成都，成都惨遭屠城。
元代贺清泉《成都录》记载：“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
虽然《成都录》中记载的140万骸骨是否真实还有待考证，但成都遭受到的屠城之惨烈、杀人之残毒，空前绝后。据谭红主编的《巴蜀移民史》中的数据，1175年统计的四川人口为264万户、751万余口，到南宋灭亡后不久的1282年，仅余12万户。
“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
考古的陆续发现已经证实了成都所属的古蜀文明的存在。
奇特的古蜀文明在考古人员的锄头下，一点一点出现在我们眼前。
1986年，距成都38公里的三星堆，一个砖厂工人不经意的一锄头下去震惊了全世界，在两个不大的祭祀坑里，考古队发掘出的文物令全世界侧目，这些物品是原来中国文化体系中从未出现过的东西，更是连接不到中国上下历史文化中的任何一环。
奇迹还在延续，15年后，一支建筑队在成都市区西北面二环路和三环路之间，又用挖土机撞开了金沙遗址的大门，再一次震惊了世界。
这一次，大家欣喜地看到，金沙遗址发掘出的文物和三星堆文物的文化内核一脉相承，终于，孤立于中国文化体系“之外”的三星堆文化找到了伙伴。
三星堆文化和金沙遗址的发现，不仅把巴蜀的古代文化史向前推进了近千年，还描绘出了一幅与公元前500多年前的古巴比伦、古埃及、古罗马同样繁荣昌盛的生动景观，而她的文化艺术成就，更是独树一帜。
在这些出土文物中，最引人关注的不是造型奇特、器型巨大的千里眼、顺风耳、金钱树，反而是一个重量只有20克、厚度仅0.2毫米的太阳鸟金箔。
据考证，“太阳神鸟”中4只逆向飞行的鸟，与《山海经》中“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有关，这进一步说明这个时期的古蜀人是“崇鸟崇日”的。
“太阳神鸟”的发现，证明古蜀文明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而那个时期，也是成都作为蜀国都邑的第一次兴盛。
2005年8月16日，“太阳神鸟”正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同时也是成都市的市徽。一年后，“太阳神鸟”的蜀绣制品随神舟六号飞船升空，遨游太空。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