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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一篇文艺批评，郭庆祥和范曾发生了名誉权纠纷。

　　文艺批评与名誉侵权之间的界限何在？发生在知名书画家范曾与艺术批评家、知名收藏家郭庆祥之间的一场官司，再次把这个问题推到了舆论前台。6月23日，在由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媒体与政策法律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范曾诉文汇报、郭庆祥侵害名誉权案研讨会”上，20多位来自法学界、传播学界、文艺界以及媒体的专家学者，结合本案的一审判决，各自对此发表了观点。

　　A 一篇批评文章，引发一场官司

　　2010年5月，艺术批评家、知名收藏家郭庆祥在文汇报鉴藏版争鸣专栏发表《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下称“郭文”)的署名文章，对当下一些艺术现象进行了批评。这篇文章未点名评论了一位经常出现在媒体上的“大红大紫的书画名家”：“其实也有过度包装之嫌，这位名家其实才能平平，他的中国画人物画，不过是‘连环画的放大’。”

　　郭文认为，“艺术家不是不能谈艺术，也不是不能谈哲学谈文化谈国学谈人生，但必须真诚，必须真正的有感而发，而不是逞能和炫才露己”，否则“颇显得有些虚伪了”。郭文还称，作者本人曾收购过这位画家200张作品，但“题材与技法严重雷同”，后来亲眼看到过“他将十来张宣纸挂在墙上，以流水操作的方法作画”。

　　著名书画家范曾看到此文后颇为不满，认为文章中所批评的“大红大紫的书画名家”就是自己，文章“主观武断，横加指责，使用侮辱、诋毁、刻薄的语言，直接攻击我的人品、艺术才能、作画方法、创作意图、作品价格”，同时认为，文汇报没有任何事实依据随意贬损其名誉，侮辱其人格，导致其社会评价下降，造成恶劣影响，严重侵害其名誉权，并造成极大精神痛苦。

　　2010年11月，范曾将郭庆祥和文汇报起诉到北京市昌平区法院，请求判令两被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判令郭庆祥赔偿名誉及精神损失费500万元。

　　2011年4月，该案开庭审理。

　　郭庆祥认可文中所评论之人系范曾，并且提供了范曾“流水线作画”的照片等证据。他辩称，在艺术品收藏中坚持艺术评论，是他的主要工作之一。他在文章中所想表达的观点是：真正合格的艺术家要把主要精力放到创作中，不能热衷沉湎于各种媒体的高谈阔论，更不能以此作为抬高自己作品商业价格的促销手段。“文章没有捏造事实，不构成诽谤；没有点名，没有使用侮辱性词语，不可能损害他人名誉。”

　　文汇报认可郭庆祥的抗辩理由，并认为“原告作为一名公众人物应当对新闻报道和公众评论负有容忍义务”。

　　法院审理认为，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有过错来确定。郭文通篇对范曾的诗、画、书法、作画方式及人格分别作出了贬损的评价，如“才能平平”、“逞能”、“炫才露己”、“虚伪”等，造成其社会评价的降低及精神痛苦，已构成对范曾名誉的侵害。文汇报对刊载的文章未严格审查，存在一定过失，但尚不足以构成名誉侵权。

　　6月7日，法院判决郭庆祥向范曾书面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7万元。

　　一审宣判后，郭庆祥提出上诉。

　　B 认定是否侵权，区分事实和意见是前提

　　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王松苗认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评论是否侵权主要看两种情况：一是基本内容是否属实，即从事实方面考察有没有诽谤。其中所暗含的问题是何为事实，何为意见，事实与意见如何区分，谁来证明。二是看有没有侮辱。主要是在意见方面考察是否公正，是否出于诚意。“法院可以通过判定事实的真假来确认是否侵权，但对意见的对错却无能为力，学术的问题必须在学术的范畴内来解决。”

　　王松苗将评论所依据的事实分为四种：一是早已传播、众所周知的自然规律、科学公理、社会现象或思想倾向等；二是媒体等公开传播的事实——它具有一定的公信力或认可度；三是虽未公开传播，但足以使人确信或不足以使人怀疑的信息；四是作者亲眼所见的事实——对于事实本身的真实性，作者通常能够举证证明。本案即属于这种应当首先判明事实真伪的情况。扩展而言，“认定评论是否侵权主要应弄清三个问题：第一，评论的依据是否可信。第二，评论是否公正，或者说是否出于诚意。第三，评论的情绪是否把握适当，有没有侮辱用词。”

　　与王松苗的观点一样，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认为，一篇文章是否构成侵权，前提是要分清事实和意见。他说，郭文讲范曾画人物画是“连环画的放大”，画家可以反驳说画是千姿百态。“这是事实？还是意见？应当先区分，然后再来评判。”

　　检察日报资深评论员李国民基于对近年来发生的83起评论侵权案件的统计分析认为，分不清“事实陈述”与“意见表达”，是审理评论侵权案件时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这一问题在本案的一审判决中同样有所体现。分清事实陈述和意见表达的意义在于，事实有能证明真实与否的问题，意见则为主观之价值判断，无所谓真伪；认定言论侵权与否的主要依据，应是事实的真伪，而非意见的对错。“郭文总体上看当属文艺评论无疑，但在评论过程中，夹杂了一些事实陈述，如披露原告‘以流水操作的方法作画’等。对于郭文是否构成侵权，法院本该判定‘以流水操作的方法作画’是不是事实，是不是虚构捏造事实对原告进行诽谤，但对此法院却绕了过去，该认定的没认定。反过来，法院本不该过问观点、意见的是非，却又偏偏不该插手的插手了。”

　　C 不涉及人格尊严，就不构成名誉侵权

　　中国传媒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张鸿霞博士认为，言论有批评性和非批评性之分，批评性言论与侮辱有相似之处也有区别。两者的共同点是，都是否定的、贬义的、令人不悦的。区别在于，批评多是说理的，而侮辱则主要表现为非理性的谩骂和丑化。可以看出，郭文不具有辱骂和丑化的性质，不是侮辱，而是正当的批评。“不能只要有贬损性的、贬义的、否定的、使人社会评价降低的词语，就认定是谩骂和丑化。”

　　艺术批评家、独立策展人朱其谈到，文艺批评是否构成名誉侵权，要看事实性描述是否无中生有，是否构成故意伤害，伤害结果造成多大痛苦。“如果造成一般痛苦，即使构成伤害，也不应作为认定侵权的依据。”

　　那么，文艺批评与名誉侵权的界限在哪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指出，评论时只要不涉及人格尊严就不构成名誉侵权，如果所讲事实基本真实，就不构成名誉侵权。郭文称“流水线作画”，如果这不是事实，就构成名誉侵权，反之则不构成。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徐迅提出了三个问题：是不是批评文章导致他人社会评价降低，使人产生精神痛苦就构成名誉侵权？是不是文章使用贬损文字就构成名誉侵权？观点是不是可以成为法律制裁的对象？

　　“这三个命题都不成立。”徐迅提出三点理由：一是名誉权制度保护的是公民、法人公正的社会评价不受损害的权利，而不是保护不受批评的权利。二是中国语言文字丰富，只要没有侮辱人格，围绕事实评论即使有些尖刻，也不构成侵权。三是对于同样的事实，不同人有不同的观点，即“事实是唯一的，观点是多元的”。对于“流水线作画”，范曾的学生认为是精湛的艺术，郭庆祥则认为是毫无价值的礼品画。获得盛赞无数更需要批评、监督和不同意见，即使批评的意见只代表极少数甚至某一个人的观点，他也有权利表达。“我们可以评价某一观点不符合实际或者不准确甚至不真诚，但不能轻易给观点戴上错误或者侵权的帽子。”

　　D 贬损与侮辱，不能简单画等号

　　新京报编委、媒体评论人王爱军认为，衡量一篇评论是否合格，要看是否有清楚的事实、论证是否符合逻辑、评价是否公正客观。他说，郭文所表达的观点是呼吁艺术回归本质属性，作者是出于公众利益进行评论，文章通篇看不出作者有贬损他人之恶意。“如果说罗列几个贬损性的词语就侮辱了他人人格，恐怕大家以后就看不到评论了。”

　　王松苗根据公正评论的三个条件：评论有一定的事实根据；评论的事项与公共利益有关；意见表达出于诚意，不侮辱人格，介绍国际社会对于公正评论的基本态度是：“对于夸张、不合逻辑、讽刺挖苦、嘲弄奚落甚至是错误百出的评论，如基本事实都可证明它的合理性，便一律受到保护。”因此，不能说情绪化用词就等于侮辱。

　　“艺术品本身也是消费品，消费者有权对其进行批评，通过媒体批评和各种渠道批评，只要批评不是恶意的，就不应受到指责，反而应得到保护。”中国政法大学讲师朱巍说。

　　本案的一审判决认为，“因郭庆祥曾收藏范曾的作品，二人系交易的双方，交易行为之中存在商业利益，故郭庆祥称其文章为纯粹的文艺评论的观点，本院不予采信”。对此，专家们普遍表示反对。“如果这个逻辑成立，消费者以后恐怕就再不敢对经营者、服务提供者进行批评了。”

　　E 公众人物，需要承担容忍义务

　　与会专家还一致认为，从媒体的广泛报道和范曾的知名度，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公众人物，“既然是公众人物，就有容忍的义务。”

　　“容忍更多强调在名誉权案件中，作为公众人物，容忍负面言论，是必要的和应该的，公众人物应该承担一定的容忍义务。”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李丹林说。

　　张千帆教授认为，对公众人物名誉权的保护应适当降低，这不仅是因为公众人物需要社会的监督，更因为公众人物本身的言论就有影响力。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四新认为，名誉侵权涉及到表达自由和诽谤的关系，两者都涉及到人格尊严。“公众人物运用司法手段维护名誉，再加上高额赔款就成了一种‘威慑’。造成的直接结果，对表达者而言就是噤声，就是‘寒蝉效应’。”

　　《艺术市场》杂志社副社长、艺术批评家朱小钧说，艺术批评应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越来越难见了，原因是艺术产生的利益所致。艺术圈经常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但很难听得到真正的批评声音，如果批评家太敢说真话，在圈内是要被排斥的。

　　“郭庆祥败诉，使艺术批评的命题变成了伪命题，真正的批评将更加困难。”朱小钧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