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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瀛访王羲之特展观展札记

2013年03月04日 09:33 东方早报我有话说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书圣·王羲之”展览现场

日本所藏《伯远帖》摹本

日本所藏智永《真草千字文》（局部）

王铎临淳化阁帖书画合璧卷(局部)

董其昌行草书《初祖赞》等(局部)

　　相关报道：东瀛访王羲之特展观展札记(上)

　　东京国立博物馆“书圣·王羲之”观展札记(下)

　　历史似乎是一个玩笑。王羲之的真迹已经完全散失，然而在一衣带水的东瀛依然凭双钩技术保留一份相对真实的摹本。那种历史上因异族入侵而导致的汉人家国之痛与“丧乱之极”的人生大悲，那些虔诚读帖的日本人能真正体会吗？

　　顾村言

　　“书圣·王羲之”特展展馆的《行穰帖》后面便是前不久极受关注的《大报帖》，对于这一横空出世的右军书迹摹本，中日书法界讨论颇多，现场再次细观，大小不足八开，青紫色绫裱，四围包装如小盒，折痕清晰可见，末行纸质漫漶尤多，大概经过不少修补，右上有江户时代古笔了仲所作题签“小野道风朝臣”——古笔了仲认定这是小野道风所作，而富田淳则从纸样、双钩技术、文章内容等三方面重新鉴定为王羲之书迹唐代摹本。

　　不少书法研究者关注的是——这到底是什么时代的摹本？从书迹分析，应当说，这一摹本笔势间仍保留些许雄强流丽之气，但一些字也确实存在问题，如“呈(或解作“差”)与“也”等的笔势绵软，“佳”字右边的纤弱等，虽然富田先生把双钩摹本的参照作为一个重要证据，并强调指“这种水平的双钩”，其参照主要即指日本所藏的《丧乱帖》等，好在《丧乱帖》就在旁边，来来回回对比看过几次，虽然都是双钩，但不得不承认，《大报帖》的神采确实是相差太多的。

　　对于《大报帖》是不是唐以后的摹本，富田淳在访谈中亦未完全否定，只是表示“不好说”。

　　最初发现《大报帖》与《妹至帖》都是日本五岛美术馆理事名儿耶明，他在其《关于新发现的王羲之尺牍断简》还透露，“据称精致的手鉴上还贴有前田家藏的‘大圣武’、‘蝶鸟下绘法华经断简’。因《孔侍中帖》为前田家的家传之物，如果认为《妹至帖》也曾被贴在前田家的‘手鉴’上，那么这幅断简属于王羲之书简之一的可能性岂不是更高？”换言之，《妹至帖》是前田家藏，则《大报帖》同样也会是前田家藏，可惜的是名儿耶明先生所用的只是“据称”二字，并未出示相关证据。有意思的是，名儿耶明认为“大报帖”之“大”与“期”(指王延期)字一样，也是人名，他认为“大”指王邵，也即王导的儿子，不过似乎证据更不足，只能说是推测而已。

　　有些可惜的是一直关注此事的故宫[微博]博物院研究员王连起先生因病住院，而东京举办这一展览又未邀请中国专家前往观摩，否则，王连起先生的体会应当是值得珍视的。但不管如何，且不论书法价值如何，因为《大报帖〉与《妹至帖》的出现，至少在王羲之的文献等方面，补了一个空白。至于这样私人收藏的摹本会不会再次现身拍场，或者如《妹至帖》一般惨淡流拍，也许只有天知道了。

　　《妹至帖》并未与《大报帖》同时展出，因展览场地原因要到第二批才会露面，另一名帖《孔侍中帖》同样在第二批展出。

　　展出的《丧乱得示二谢帖》是2006年“中日书法珍品展”以后第一次展示，也是自己第二次近距离观摩这一名帖。碑帖专家汪庆正生前曾这样表示：“吾师徐森玉先生当时就极为赞美此帖，认为是王羲之至精至美的墨迹。我想，世间如果真要有王羲之墨本真迹的话，《丧乱帖》就应该是唯一的墨宝了。”这一名帖在个人心目的地位其实是无法以语言表达的，亦如自己此前文中所写：“晋室渡江前后，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五胡乱华，礼崩乐坏，几乎是中华民族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而其后诞生的《丧乱帖》本身就是一个隐喻，真实地纪录了那个时代人物的悲欢，世族大家的王谢子弟短短八行文字尚且连续写下四个‘奈何’，普通的百姓又会怎样呢？”

　　历史似乎是一个玩笑，王羲之的真迹已经完全散失，然而在一衣带水的东瀛依然凭双钩技术保留一份相对真实的影像，而同样是这个用心保留《丧乱帖》的岛国，在七十年前却给其文化母国带来巨大的伤痛，甚至，所带来的“丧乱之极”远甚于右军所感——日军侵华所带来的巨大灾难罄竹难书，如右军所言：“丧乱之极……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 而那样的苦痛，那种汉人历史因异族入侵经历多次“丧乱之极”的大悲，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宇宙人生的反思与文化，在我身边那些虔诚读帖的日本人能真正体会吗？

　　也许是很难的。

　　右军之书，本质上决非技法，更是境界与人格。以书法而言，读日本人的书法，无论是本质的纤细或故作雄强的一面，感觉总难以达到一种真正雄强大悲的境界，虽然现在看，日本也许表面上保留了那么多唐宋遗风。

　　《丧乱帖》之后则是东京台东区立博物馆提供的王献之书法《地黄汤帖》(唐摹)，2006年亦曾见于上海“中日书法珍品展”。

　　王珣的《伯远帖》卷首有“晋帖唐模”字样，绢本，而真迹则在北京故宫(即乾隆所谓“三希”之一)，其中有“自以赢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尅申”，所谓“志在优游”，与右军辞官誓墓后“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都是一种晋人意态，也是真正的中国文人心心念念的所在。此帖虽被东京国立博物馆定为“唐摹本”，然而此一版本的《伯远帖》与故宫所藏《伯远帖》的圆畅自适、潇洒古淡相比，神态实在相差太多，笔划的绵软做作时时可见，故宫《伯远帖》后面有着极其豪华的题跋(董其昌题跋称之为“长安所逢墨迹，此为尤物”，乾隆题识之外且绘枯树文石，卷尾附董邦达绘图等)，而东京所展《伯远帖》有“韩奇观，吴郡张伯玉恭览”，印有“项子京家珍藏”印，卷末署翁方纲跋，却直接以“王珣伯远帖真迹”立论，此卷也不知何时流入日本？也许和众多流到日本的文物一样有着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故事，但稍可安慰的是，见证“江左风流”的存世极少的晋墨(陆机《平复帖》与王珣《伯远帖》)依然还在中国。也不得不感叹与感谢促成《伯远帖》回归大陆的王冶秋、马衡等文物界前辈的魄力与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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