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司当唤起文艺批评的尊严

　　□  弘之

　　画家范曾与收藏家郭庆祥的名誉权官司开庭在即。孰赢孰输？再度引起公众和业界人士的极大关注。

　　提起打官司，旧时国人都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你说它是恐惧也好，厌恶也罢，反正是很少有人诉诸法律，争个是非曲直的。今日中国打官司者则越来越多，这标志着人们的法律权利意识逐渐觉醒。但是，这种法律公正意识的提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个经过反复才能渐次提高的过程。像当下一些文化官司，就有个对界限的认识不清问题，如诽谤与批评的界限，再者亦牵涉到艺术的理论、政策与为人的道德修养、境界，不是某条笼统的法律条文便能圆满和妥善解决的。就范与郭的这场官司而言，其胜诉抑成败诉，它对中国美术评论乃至整个中国文艺评论、文艺创作会产生什么影响，是不少有识之士所为之关切的。因为，兹事体大，关乎到文艺发展的走向，断断不可等闲视之。

　　郭庆祥因发表《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一文，被范曾“对号入座”，一怒之下告上法庭。范何以大动肝火，无外乎那篇文章对有些画家“流水线作业”，不讲求艺术品质、大量复制自己作品的现象所作的批评。那么，问题在于这种现象究竟是否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事实的确如此。当下，程式化模式化的绘画作品还少吗？疏于艺术探索和创作、而是忙于争名逐利者还少吗？充斥着光鲜包装却不乏“文化垃圾”的美展、画廊还少吗？流风所及，连辗转于各个艺术院校报名、考试现场，听到和看到的，几乎都把艺考当成不过是一桩很划算的买卖，艺术也只是一种谋生手段、一个诱人的金饭碗；一些正修学业的美院学生亦急不可待地“闯市场”。如果我们的艺术院校里多的只是这样一些精于算计的脑袋，他们还能拥有艺术梦想吗？还能遵从艺术规律踏踏实实地研习和创作吗？还能成为优秀的艺术家吗？

　　“流水线作业”，不禁令人联想起排球术语“短、平、快”。这种似工厂车间流水线作业批量“生产”出来的“作品”，快则快矣，但对艺术本体的尊重和敬畏何在？审美价值何在？唯有制作，哪里还有什么创作？唯有蒙人赚钱的心思，哪里还有执著创新的艺术追求？这般投机取巧为真正的艺术家所不齿。北宋文学家苏轼就唐朝画家吴道子的人物画曾说过一句名言，“出新意于法度之外，寄妙理于豪放之外”，道出了创新意识之于艺术家的重要。几乎每一位艺术家的成长和成功，都不是投机可以奏效的，都需要长久的浸润和熏染，需要用生命与心灵去体验与感悟，潜心于审美性的文化创造之中，所谓“十年磨一剑”。而这恰恰是急功近利的“流水线作业”者所不可能企及的目标。我不否认“流水线作业”出来的玩意儿，经炒作之后会获取不菲的收入，赚得盆丰钵满，但毕竟市场上某个阶段的价格与价值并不划等号，终归还是行之不远的。

　　“流水线作业”现象的产生与我们当下的文艺批评绵软乏力不无关系。文学艺术的发展能否保持健康良性的态势，文艺创作能否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文艺批评攸关系之。而现在文艺批评的不景气是不争的事实，有人称美术批评处于“死水微澜没有学术争鸣的温吞水状态”，我以为是切中肯綮的。君不见，不痛不痒、溢美隐恶的评论，比比皆是，“有的艺术批评更是被金钱和利益‘绑架’，成了某些利益集团的工具”，像是个“跟班儿”的。批评家成了表扬家，极尽能事地唱赞歌，甘做“吹鼓手”，而生怕得罪了谁，以至于对咄咄之怪事居然鲜有人以为怪。由此看来，批评的环境若继续恶化下去，追求高品位艺术境界的艺术精英必将日渐稀少。惟其如此，像郭庆祥这种有文化担当之责、敢于“亮剑”、针砭时弊的批评家方愈显难能可贵。真正有力量的批评，就应当表现为对文坛正义的维护，对偏离文艺发展正确方向的错误取向的匡正。“眼里不揉沙子”，哪怕是面对“大师”也照样“口无遮拦”地直言，这是对文艺批评基本功能和效用的坚守。文艺批评的价值和意义很大程度上也恰恰就在于这样的坚守。

　　文化的规训力量来自有根有据有见解的深度批评。其实，批评即创造，批评不仅是文化建设的动力，而且批评本身就是创造性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唯有观点鲜明、是非明确的批评，唯有“逆耳忠言”，才能使人警醒，才能助推文艺创作向前发展。真正有艺术信仰、不负丹青的画家，面对批评当虚己以听、反躬自省，这不只是个人胸襟、气量、境界的事儿，也关系到营造一个开展正常文艺批评的良好环境的问题。

　　范曾与郭庆祥对薄公堂，若能在法庭的公平秤上使是非曲直得以明确，那么，这场官司对文坛正义的伸张，对丑恶现象的抵制，当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反之，追求真善美境界者便可能成了灯火阑珊处的踽踽独行者，那实在是一种莫大的悲哀，是当代文学艺术深入骨髓的悲哀。“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非曲直，自有公论，及时的振聋发聩的文艺批评必将重获尊严，展示出应有的力量，而那些具有中国气派、时代精神的艺术精品，也必将于滚滚红尘中彰显其生命力，经得起恒久时间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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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批评真话能说到什么程度

　　范曾向郭庆祥发难，要求郭庆祥赔偿其名誉及精神损失费500万元。一石激起千层浪，但这块石头和它激起的浪放在一个比较长远的环境中看，有它非同小可的积极意义。

　　长久以来，我们的美术评论都只听得到好话，听不到坏话，但事实上，美术作品真的如它的评论那样，只有如何精妙、如何突破、如何传承，而没有半点瑕疵吗？瑕疵当然是有的，再大的大师也难免，只是我们没有谈论瑕疵的氛围。

　　有人说，假如画展上有架神奇机器，能把参加开幕式各位嘉宾心底的真实想法说出来，恐怕是要吓死办展画家的。当然，这想法没必要成为现实，因为艺术毕竟带有极大的主观性，评价艺术作品，不可能完全客观。

　　对于画的好坏，我们要放在历史和现实两个坐标上进行评价，即便这样，我们仍难免带着主观好恶和客观限制，所以艺术家大多要在身后才能评价到位，而美术史往往隔几十年便会刷新改写一次；对于美术评论的优劣，我们的判断标准更简单到只有一句话——这个评论者是否说真话。

　　因为有一个郭庆祥，美术界热闹了许多，他喜欢针砭艺术家、艺术作品，有时候用词比较直接，这样的人在美术界太稀罕，所以每一次都闹得动静很大。不过，这 一次的特别之处是发生了评论和被评论者的互动，以往的互动往往是对骂，骂到最后双方都得到了眼球效应，但这一次的互动是直接上法庭，涉及金额数百万元，所 以这一次意义非凡。

　　意义之一，美术评论到底能批评到什么程度，之前大家心里都没有底，所以长期以来好话满天飞，而坏话付诸阙如，现在好了，发生了经典案例。

　　意义之二，艺术作品好坏以及艺术家的为人本来不是一个容易定性的话题，现在要法庭来判断，这件原本吵来吵去吵不出个所以然的事情，到底能让一潭池水清澈到什么程度。

　　意义之三，郭庆祥虽然是评论者，但他同时也是个消费者，对于文艺作品尤其艺术品，消费者的权益到底能得到什么样的保护，在文化产业开始被全社会高度重视的今天，我们更迫切地想得到一个答案。

　　转自《新闻晚报》

　　郭庆祥VS范曾 一场被推迟的文艺批评

　　是无奈，更是失望

　　郭庆祥表示：“无论何时开庭，结果如何，我还是那句话，我先后发表的几十篇文艺批评文章，针对的是整个艺术界浮躁、不求真、流水线作业、自我复制、千篇一律的现象，尤其是对画家绘画作品的评价，而从未针对哪一个人。”

　　“文艺批评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享受了众多社会资源，从公平的角度讲，范曾也应当接受社会监督。何况现在我是拿事实和依据来披露他。他可以去画自己的画，没人去干涉，但他不能在公众场合夸大自己的绘画水平，吹嘘自己的艺术才能，在艺术上却不求真，真正的艺术家还是应担当社会和文化责任的。”

　　郭庆祥将很多人不愿说或者不敢说的话讲出来了，尽管他遭到了起诉。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至少有一点是不得不承认的：文艺批评界中，真正能够站出来讲真话的又有几个呢？然而，毕竟郭庆祥是自己一个人，面对文艺界长期存在的问题，无奈与失望必然是存在的。当有人站出来指责这种不好的现象的时候，或许也该给他们一点掌声，毕竟今天的文艺批评是迎合的多，适时而适当地指出缺点错误的人并不多。

　　名人，就该接受大众的约束

　　从某些角度来讲，作为画家，尤其是一个已经有一些知名度的画家，范曾因为一篇文章而走上法庭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郭庆祥表示： “作为名人，个人的道德问题也会在公众中造成影响。范曾作为一个在众多媒体上讲‘国学’，尊崇孔孟之道，把自己提升为‘艺术大师’的人，轮到自己就不明理了，连‘谦虚’都不能很好地理解了，作为深明‘国学’的‘艺术大师’，范曾连接受文艺批评的度量以及起码的宽容精神都没有。”

　　范曾是不是大师，是不是真正的艺术家？对于艺术的界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艺术家当然也是如此。作为普通大众，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靠勇气去揭露和批评文艺界一些不好的东西，去提倡对社会有贡献的艺术家，从而树立起对艺术家真正的尊重。转自《华夏时报》

　　范曾多此一怒

　　范曾把郭庆祥告上了法庭。

　　什么样的言辞能激怒画家范曾，看了范曾指控侵害他名誉权的文章就知道，郭庆祥谈的是当前书画界、收藏界的一些问题，并没有提到范曾的名字，不知范曾根据什么认定这里说的就是他，非要出来打这个官司。难道是自己对号入座？

　　如果真如范曾所认定的，郭庆祥的那一番话就是针对范曾的，那么，他有没有权利这么说呢？

　　郭庆祥的批评，一是没有直接指出名字，二是表明了他自己作为一个收藏家的个人态度和个人标准。这并不是艺术界的统一标准，本来艺术就是难有统一标准的。

　　即使郭庆祥不点名批评的就是范曾，难道一受到别人的批评就要与他打官司吗？

　　范曾是名人，就如同球星、影星一样，都算是公众人物，都要受到大家的各种评论，本不应一被人批评就大谈名誉权。当然有些公众人物在被骂急了的时候提起诉讼，法院也会受理，但有时候即使是真的造谣，原告也没有获得赔偿，法庭仅仅是为他们正正名而已。

　　范曾状告郭庆祥，其实是放大了他的画“粗制滥造”的嫌疑，而郭庆祥在这场官司中不管是输还是赢其实都是赢了，因为他作为一个收藏家，本来就应该有自己的标准和批评的权利。

　　大家对艺术作品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艺术家也是这样。喜欢的，经常会捧上天；不喜欢的，或许就贬入地，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以范曾先生的见多识广，对这件事似乎不应该往心里去，而状告郭庆祥等人，更是显得多此一举。

　　转自《深圳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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