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档案 藏品名称：白釉辟雍砚 年代：唐

　　唐代是诗人和书法家辈出的时代，著名诗人有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王维、王昌龄等，他们无不吟诗、写诗；著名书法家有欧阳询、柳公权、颜真卿、张旭、怀素、虞世南、褚遂良等，真、草、隶、篆流芳百世，与诗相得益彰。

　　在这些文人墨客的书房中、行囊里，笔、墨、纸、砚等文房用具是必备品。于是，各种各样的砚台应运而生，成为文人创作时必不可少的文具之一。如今，流传下来的唐代砚台以陶砚和石砚居多，瓷砚较少，而天津博物馆藏品中有一件唐白釉辟雍砚，十分珍贵。

　　石器时代，人们已经发现了矿物颜料，并试图用这种矿物颜料来装点自己的生活，用于研磨的器具就应运而生，而用于书写的现代意义上的砚，是随着纸和人工制墨的出现而发展起来的，至秦汉时期才算基本定型

　　砚， 又名砚田、砚池、砚海、墨砚、墨池等，是一种研磨所用的工具。宋代苏易简在《砚谱·叙事》中记载了一个故事：黄帝得到了一块玉，将其制作成“墨海”，并在 上面篆文曰“帝鸿氏之研”。正是因为这一记载，很多人认为砚台起源于黄帝时期。如今，根据现代科学考古发掘，人们大致推断，砚台是由原始社会末期的研磨器 演变而来。

　　石器时代，人们已经发现了矿物颜料，并试图用这种矿物颜料来装点自己的生活，用于研磨的器具就应运而生。上世纪80年代，陕西临潼姜寨新石器墓中曾出土一块石砚，同时出土的还有石研杵和颜料块。据研究者称，那是绘制彩陶时用来研磨颜料的工具，算是砚的雏形。

　　用于书写的现代意义上的砚，是随着纸和人工制墨的出现而发展起来的，至秦汉时期才算基本定型。汉代刘熙的《释名》中记载：“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这说明当时已经采用水加颜料的研磨方式。除了石砚台外，汉代还有瓦砚、陶砚、玉砚、银砚等，可谓品种繁多。

　　据 天津文博院研究馆员刘渤说，瓷砚创烧于魏晋时期，盛行于南朝和唐代。根据史料记载，瓷砚最早见于三国时期。那时的砚台大多为青釉瓷砚，圆盘形，砚足一般为 三熊形足或蹄形足。那时砚台的制作已经比较精细，砚台有盖子。后来砚足逐渐增多，从三足、五足到七足，唐代中期以后演变为由多足组成的圈底圆形砚，多的可 达二十多足，其中有的兽形足并排而立，或呈镂空状，或紧密相连。天津博物馆收藏的唐白釉辟雍砚，圈足上有二十六根蹄状柱托起砚面。 

　　“辟雍 砚，其 辟雍 源于早期的太学建筑，也就是天子讲学的地方。东汉蔡邕的《明堂丹令论》中解释为， 取其四面环水，圆如壁。后世遂名壁雍。 此种砚在形制上的主要特点是，砚池围绕砚堂周边，如辟雍环水。南北朝、隋、唐的陶瓷工匠们，模仿辟雍设计出的辟雍砚，是极富观赏价值的艺术珍品和实用文 具”

　　中国早期的瓷器多为青瓷，据刘渤说，瓷器“南青北白”的格局是在唐代形成的，“唐代时，北方白瓷以邢窑为代表，烧制的瓷器 类银类雪 ，南方则以青瓷为代表，其瓷器 类玉类冰 。白釉瓷器成为唐代北方瓷器生产的主流产品。唐代诗人皮日休在诗句中写道： 邢人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 这正是唐代邢窑与越窑高超的制瓷工艺的真实写照。”

　　邢窑的白瓷代表了北方瓷器的最高水平，唐代李肇在《国史补》中说：“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这是将邢窑白瓷与端砚相提并论。1984年，河北内丘县城及周围地区发现了唐代烧白瓷的窑址，出土的细白瓷占百分之四十，这说明了当时白瓷烧技艺的成熟。

　　与此同时，唐代白瓷的造型技术已经十分娴熟，可以烧制出众多高难度和复杂的器物造型，如盒、盆、罐、盂、皮囊形壶、执壶、净瓶等，在这种背景下，白瓷砚的数量也相应增多。

　　白 瓷的施釉分为通体施釉和局部施釉，通体施釉的白瓷器，在墓葬和遗址中都出现过，但数量很少，以唐宋时期为主。局部施釉是白瓷施釉的主流方式，如施半釉、施 釉近足部等。据刘渤介绍，这件唐白釉辟雍砚即为局部施釉，其外底无釉，露胎处洁白干净，圆形砚堂无釉，这样不至于因为太光滑而影响研墨。

　　这 件唐白釉辟雍砚，高5.5厘米、口径12.5厘米、足径15.5厘米，圆形，砚面上凸。砚体及水槽均施白釉，釉薄光润。砚边内凹，形成圆形水渠，用于储存 墨汁。刘渤说，此砚造型独特，是唐代瓷砚的典型器物，“辟雍砚，其 辟雍 源于早期的太学建筑，也就是天子讲学的地方。东汉蔡邕的《明堂丹令论》中解释为： 取其四面环水，圆如壁。后世遂名壁雍。 此种砚在形制上的主要特点是，砚池围绕砚堂周边，如辟雍环水。南北朝、隋、唐的陶瓷工匠们，模仿辟雍设计出的辟雍砚，是极富观赏价值的艺术珍品和实用文 具。”

　　与石砚台相比，瓷砚台易碎，而且有的瓷砚因为过于光滑而影响了研墨的效果，因此宋元以后，瓷砚台逐渐减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瓷砚的消失。对于古代文人来说，砚不仅是实用品，更寄托着文人雅士的浪漫情怀，很多人在瓷砚上写诗题字

　　唐代国力强盛，诗歌、书法、绘画等艺术空前繁荣，作为书画创作时的必需品，砚台也得到了极大发展，著名的“四大名砚”就是那一时期出现的。当时的文人“爱砚成痴”，从宫廷到民间，收藏把玩之风盛行，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死后用砚台陪葬的风俗。

　　与 石砚台相比，瓷砚台易碎，而且有的瓷砚因为过于光滑而影响了研墨的效果，因此宋元以后，瓷砚台逐渐减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瓷砚的消失。对于古代文人来 说，砚不仅是实用品，更寄托着文人雅士的浪漫情怀，很多人在瓷砚上写诗题字。“家有黄金用斗量，养子须当送学堂。不信但看朝中相，都是书生伴帝王。”“三 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瓷砚上的文字或劝学，或教人忠孝，或阿谀，或记事，读来颇有趣味。

　　瓷砚上的诗中还有耐人寻味的小故事。传说，明代才子解缙曾经陪着明太祖朱元璋钓鱼，解缙钓到了很多鱼，但是朱元璋却两手空空，一条都没 有钓到，朱元璋和解缙都很尴尬。机智善变的解缙，看到朱元璋不高兴了，便站在一旁低声做了一首诗：“七尺丝线落水中，金钩抛去永无踪。凡鱼不敢朝天子，万 岁君王只钓龙。”一时间，尴尬的气氛消除了。对于这首诗，古往今来的人们，有人看到了解缙的饱学和机智，有人却将其归为“马屁诗”，而这首诗就曾经被写在 明正德年间的一方青花瓷砚上，题写者的用意，惹人联想。

　　刘渤说，如今出土和传世的瓷砚大多是青瓷砚，白瓷砚台并不多见，所以天津博物馆的这件藏品，弥足珍贵。

　　本报记者 李宁

　　图片由天津博物馆提供

　　来源： 城市快报（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