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河报
策划 大河报文体新闻部 执行 首席记者 姚伟 文 记者 李康 摄影
“江口沉银遗址”发现的银锭中，有不少刻有铭文：“京山县十五年 饷肆十两”“沅陵县征完解司载充兵饷银五十两崇祯十年八月 日银匠姜国太”“湘潭县运粮官军行月银五十两”“巴陵县榆 饷银五十两”“黄冈县银肆拾两正”等字样，这些银锭显然是官银，主要是湖北、湖南、四川等地征解的税银。
还有金、银锭的铭文，显示来自藩王。而没有铭文的金银和散碎银子，则无法确认来源。这些金银当是张献忠转战各地所获。据我们了解到的信息，目前尚未发现来自河南的金银。
张献忠长期流动作战，转战过很多地方，在他转战生涯的前期，曾多次出入河南，曾在南阳、信阳等地遭遇过惨败，但也有“卤获甚盛”的记载。
转战河南屡受挫
张献忠，字秉忠，号敬轩，外号黄虎，陕西省定边县人。他出身贫寒，从小聪明倔强，跟着父亲做小生意，后来当过捕快、边兵。生性刚烈，爱打抱不平。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在家乡聚众起事。因小时读过书，又受过军事训练，为人多智谋，果敢勇猛，很快就显示了指挥才能，他的部队成为农民军中一支劲旅。
张献忠率军的特点是力主高速度流动作战。他的部队骑兵和步兵的比例“马七步三”，主力部队“人人有精骑或跨双马”，“去来如风，一日夜踔数百里”。
崇祯八年（1635年），各路农民军被官军围困于河南。为了冲出包围圈，十三家农民军首领在荥阳举行军事会议，决定分兵出击，打破官军的围剿计划。会后，张献忠随高迎祥、李自成向东挺进，攻克明朝中都凤阳，掘了皇帝的祖坟，将皇陵几十万株松柏砍光。
崇祯十年（1637年），明朝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杨嗣昌策划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战略，此法甚为奏效，李自成在陕西几次失败，张献忠也在河南陷入困境。他曾伪装成官兵偷袭南阳，正好遇到左良玉军，两军交战，张献忠被射伤头部，左良玉追过来，“刃拂献忠面”，幸亏他的马快，又被部下奋力相救，才得以侥幸逃往湖北。当时张献忠伤势严重，为了保存实力，他接受了朝廷的招安，但一年后再次举兵造反。
崇祯十四年（1641年）八月，张献忠在信阳再度被左良玉击败，他大腿受伤，从商城方向狼狈逃走。这次惨败后，张献忠被迫投靠李自成，李自成想整编他的部队，张献忠当然不同意，于是李自成动了杀机。得到罗汝才暗中帮助，张献忠从河南逃往安徽。这时，李自成围攻开封，明军主力都前去救援，张献忠乘机重振声势，在安徽、湖北屡次打败明军。
此后，因李自成主要在河南发展，张献忠力弱，无法与李自成对抗，遂转战湖北、湖南、四川等地，这样一来，南方的楚王、长沙王、蜀王等倒了霉。
藩王成张献忠“金库”
明朝的藩王制度很奇葩。永乐大帝以藩王身份造反夺了帝位，所以对藩王严加防范，严禁他们涉足军务、政务，甚至不许与官府结交，也不许从事士农工商之类生产经营活动。作为补偿，固定的办法就是“钦赐”土地。明朝中前期，一般赐予藩王几十顷土地，中期后，一次能赏赐数千顷，晚期更变本加厉，曾有一次赏赐庄田四万顷的例子。如此一来，国家财政收入大幅流失，藩王们则富得流油，搜刮和积聚巨额的金银财宝，成为各地“首富”。
据北京师范大学万明教授研究，这些藩王，是张献忠金银财富的重要来源。他第一次尝到甜头，是在襄阳。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张献忠攻下军事重镇襄阳，当时“五省饷银、甲器各数十万”存于城中，全部为他所获。襄阳也是襄王所在地，张献忠处死襄王朱翊铭，没收王宫全部财产，并“发银五十万以赈饥民”。
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张献忠攻下武昌。武昌是楚王所在地，此时楚王已历九代，累世搜刮、积聚了大量财富，每年庄田租银就达21300两。当时的楚王朱华奎已在位63年，府内金银堆积如山。但朱华奎却是十足的守财奴，张献忠进攻武昌时，湖广地方大员曾齐集楚王府，向他借银作为军饷守城，他让人搬出一把朱元璋分封诸王时的裹金交椅，说道：“此可佐军，他无有。”令大员们灰心丧气。
张献忠攻入武昌后，活捉了楚王，“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张献忠不禁叹息道：“有如此赀财而不设守，朱胡子真庸儿！”下令把朱华奎投入长江淹死。
这年八月，张献忠南下攻打长沙、衡州（今衡阳）等地，明朝分封在这些地方的吉王、桂王、荣王、岷王等或死或逃，他们积聚的大量金银财富，大都被张献忠所获。
崇祯十七年（1644年）六月，张献忠攻克重庆，处死了瑞王朱常浩。瑞王有两万顷庄田，一直是靠陕西、河南、山西、四川按分摊田亩数加派赋税取得租银，也是一位“富豪”。
两个月后，张献忠攻克成都，生活在成都的蜀王积聚了巨额财富，史载第一代蜀王朱椿霸占大量土地，共建了300多个王庄，每天由一个王庄提供“王膳”，一年才轮换一遍，“富无与比”。万历年间，都江堰灌溉的11个州县中，十分之七的土地都是蜀王的庄田。
末代蜀王朱至澍也是个“守财奴”。张献忠攻入四川时，他也舍不得出银子，对地方官员说仅有承远殿一座可以卖了充饷。张献忠攻下成都时，朱至澍和王妃投井自杀，将豪华的王府和堆积如山的银子留给了他。
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将蜀王府改建成皇宫。
张献忠获得军费等开支的方式，还有没收攻占地区的官库和“打粮”，所谓“打粮”即抢劫富户，也抢普通百姓。
明朝白银多来自海外
张献忠转战各地获得的财富，以白银为主，这在以前的朝代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国并不盛产白银，明朝中后期，白银才成为主要的货币，而大量的白银，主要来自巨大的海外贸易顺差。
银子作为货币使用有着悠久的历史，但由于银矿开采量有限，即使到宋元时期，银子也没有成为主要的货币，只作为铜钱的补偿通货。
在明朝初年，朱元璋推行的是纸币“大明宝钞”，禁止使用金银交易，白银不是合法货币。但从明朝中期开始，随着民间用银、官方赋役折银，使用白银作为货币的趋势已无法阻挡。当时明朝每年产银不过十八万两，远远满足不了白银货币化的需求。16世纪全球化开端，明朝社会内部产生的巨大需求形成与全球的互动，大量白银流入中国。
隆庆元年（1567年），隆庆皇帝下令，放开海禁、承认私商下海合法、进口白银，即所谓“隆庆开海”。此举促使明朝经济进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
明朝中叶，资本主义因素已开始萌芽，越来越多的手工业从传统农业中分离出来，形成苏州、松江、景德镇等工商业重镇。当时的景德镇烧制瓷器的民窑已达二三百座，终年烟火不断，从业人员多达数十万人；地处长江之滨的汉口则呈现出“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的繁忙景象。
随着对外贸易热潮的出现，中国向全世界大量输出茶叶、丝绸、瓷器等商品，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导致进口需要极少，大量的贸易顺差使得全世界的白银都流向中国。
从十六世纪中期开始，日本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从1600年以后，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是当时世界白银流通的最终归属地，当时美洲出产的白银，约有一半流入中国。
白银多了起来，而获得白银的人要么买地，要么作为财富埋藏起来。一时间，藏银之风，吹遍全国，以致有西方学者说，“白银从美洲挖出来，好像就是为了在中国埋起来”。
大量白银并没有带来好运
白银大量流入，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人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外来的白银给中国的商品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有人认为，“这些白银最终成为超量的土地兼并的利器，封建官僚再一次彻底洗劫了整个社会的财富，流民充斥了大明帝国……”万明认为，当时白银货币成为一把双刃剑，使明朝政治腐败、土地集中和赋税加派愈演愈烈，更激化了社会矛盾冲突的升级，加速了明朝财政的崩溃，也加速了明朝的衰亡。
海外贸易的刺激，使南方大片的田地用于种植经济作物，粮食产量随之下降。天启末年，陕西全境灾荒不断，陕北更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和虫灾，禾苗枯焦，饿殍遍野。与之相应的是，明朝中央财政却因为灾荒之年税收相应减少，财政进一步拮据，赈济成为空谈，而没有了赈济，灾民无法生活，最终只有铤而走险，形成明末大乱。
不管如何，白银的大量使用，是明朝中后期的重要社会现象，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中，转战各地的张献忠才获得了大量的白银财富，用以解决庞大的军费开支，并为他建立大西政权提供了经济保障。也正是因为拥有巨额金银财富，张献忠在四川留下了多种多样“埋银”“沉银”的传说，“江口沉银”即是其中之一。这是一个悲剧故事，大量白银财富并没有给张献忠带来好运，没有帮助他建立起一个稳定、强大的政权，最终只落得沉银江中的结局。
金银财宝都藏哪儿了？
2005年4月20日，彭山引水工程在江口镇岷江河道内施工时，挖掘机在距地表2.5米左右的地方挖出一圆木筒，从中散落7个银锭。木筒长118厘米，外径18厘米，为一根木桩劈开，将内挖空放入银锭，然后合在一起，两头用铁箍箍紧。
古代文献中，多有记录张献忠将金银等宝物置于“木鞘”内，发现的“木筒”与记载中的“木鞘”基本一致。这次发现，成为“江口沉银”的有力实物证据。
据史料记载，1646年，张献忠率军从成都沿锦江而下，在江口镇遭遇南明将领杨展伏击，其船队装载的大量白银沉于江中，这就是所谓“江口沉银”。
献忠惨败“江口沉银”
1646年，也就是称帝后第三年，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率军沿锦江南下，想顺长江而下转战湖北。
对于这次战略转移的原因，史籍说法不一，《蜀碧》说：“（张）献忠闻（杨）展兵势甚盛，大惧，率兵十数万，装金宝数千艘，顺流东下，与展决战。”《蜀难纪实》则说，张献忠自感不孚蜀中人望，政令所行，不过成都附近数县，终无所成，因此“思挟多金、泛吴越、易姓名、效陶朱之游。于是括府库民兵之银。载盈百艘，顺流而东。”《流贼张献忠祸蜀记》则说：“副总兵曹勋率建南兵克邛州，距成都仅两日行程。献忠离成都，率贼营男妇百余万操舟数千蔽岷江而下。”
这些说法，或许大多出于猜想，但也都有真实的成分。张献忠称帝三年，大西政权并不稳固。他长期“以走为战”，没有经营政权的能力，万明认为，大西政权没有建立正常的财政税收制度，几十万大军和各级政权的开支，基本靠没收官库和“打粮”来获得。“打粮”即抢掠，抢掠富人，也抢掠老百姓。抢掠必然遇到反抗，镇压反抗的手段便是杀人。这样做，只会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恢复社会经济发展，更不可能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
而这时，清军从北边入川，多支南明部队从南面进攻，大西政权面临两线作战困境，促使张献忠率军携带金银撤离成都。这次战略转移很快就宣告失败。张献忠率军从成都沿锦江而下，刚到江口镇，就遭遇了南明将领杨展的伏击。
这场战斗的经过，不同史籍记载大同小异。
嘉庆十九年刻本《彭山县志》卷六记载：“明季杨展拒献贼于江口，分左右翼，兵势甚盛，贼溃反走。展别遣小舸载火器以烧贼舟。贼舟被焚，金银珠宝悉沉水底。”
南明官员俞忠良在其所著《流贼张献忠祸蜀记》中说：“都督杨展起兵逆击之，战于彭山之江口，展身先士卒，遣小舸载火器以攻贼舟，风大作，士卒鼓勇，皆殊死战，贼败。贼舟首尾相衔，骤不能退，风烈火猛，势若燎原。官兵枪铳弩矢百道俱发，贼舟多焚，所掠金玉珠宝及银鞘数千万，悉沉江底。群贼登岸走，旋奔川北。”显然，杨展趁风势使用了火攻，打败张献忠，烧毁了他的船队，船上的大多金银沉没江中。
杨展的幕僚费密所著《荒书》则记载了一个不同的细节，“杨展先锋见贼焚舟，不知为金银也。其后渔人得之，展始取以养兵”。也就是说，张献忠的部下逃到岸上后，因来不及带走银鞘，也曾纵火焚舟。
“藏宝”故事身后盛传
江口之役后，张献忠转而北上，当年十一月，他扎营于西充凤凰山。原大西军将领刘进忠投降清军统帅豪格，清军鳌拜等以他为向导轻装疾进，对张献忠发动突然袭击。
张献忠“初不为备，闻兵至，犹以为他寇，身衣蟒半臂，腰插三矢，引牙将临河视之”。刘进忠为清将指点说：“此八大王也。”清将急发暗箭射之，张献忠不幸中箭身亡。
张献忠死后，他的部将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等率军向贵州、云南发展，后与南明联合，共同抗击清军，转战西南诸省，坚持了近20年。
天下安定后，张献忠各种“藏宝”的故事在四川盛传。据四川大学江玉祥先生考证，传说中张献忠藏宝的地方，至少有六处。一是埋在成都锦江之中，二是埋在岷江新津渡口江底，三是埋在峨眉山普贤峰顶，四是宝船沉没于青神江底，五是埋在黎（今四川汉源县）、雅（今四川雅安市）间，六就是江口沉银。
“江口沉银”屡有发现，已经得到学术界认同，正在进行的考古发掘也大有收获。其余几种传说中，埋银锦江和埋银黎、雅间也得到一定的认同。
张献忠部将刘文秀后来被南明永历帝封为蜀王，他在云南病卒前，向永历帝上遗表，说“臣兵二万在黎、雅间埋金二十万，臣之将郝承裔知之，请驾幸蜀就十三家之兵，出营陕洛，庶可转败为功！”这个遗表上了后，并无下文，成为令人疑窦丛生的悬案。
锦江埋银的传说，明史《张献忠传》有较详细的记载。说张献忠筑堤截流，令锦江干涸，在江底挖了数丈，“埋金宝亿万计”，然后决堤放流，名“水藏”。明末清初的《绥寇纪略》《流寇长编》《蜀破镜》等也有类似记载，说这叫“锢金”，“欲使后人不得发也”。这些文献中，有的说“江口沉银”在前，“锦江埋银”在后，有的则正好相反。但两件事都发生在1646年。
据四川文物考古院李飞先生撰文介绍，“锦江埋银”曾引来大规模的官方发掘行为，并传说有藏宝图记录了“锦江埋银”的位置，上世纪30年代，一个叫杨白鹿的贡生把“藏宝图”交给了川军一位团长，团长向政府打报告开办“锦江淘江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了规模浩大的“寻宝”，发现了一些迹象，但最终并没发现金银珍宝。
李飞认为，“江口沉银”随着近年来考古发现多被认可，而“锦江埋宝”却颇受质疑，基于明末清初大量的文献记录，“埋宝”一事不易被否认，需通过后期的发现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