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娅

　　近年在拍卖市场上屡创天价的数件古代书画精品，均著录于同一部书《石渠宝笈》。日前，随着北京故宫版《石渠宝笈》的出版，“皇家艺术收藏账本”的神秘面纱也由此揭开

　　“流传有序”素来是藏家考量古代艺术品价值的重要指标。近年来，一批为《石渠宝笈》所著录的古代书画精品，如王羲之草书《平安帖》、南宋《汉宫秋图》、恽寿平的《载鹤图》、马远的《溪山秋爽图》等，在拍场上屡创天价，印证了“流传有序”作为判断艺术品价值的重要指标，越来越为藏家所看重。由此，海内外藏家对于一部藏于北京故宫地库的清代皇家书画藏品著录书——《石渠宝笈》的收藏与阅读期待亦日益强烈。

　　12月15日，《石渠宝笈》的首部原大线装影印双色版本由紫禁城出版社和“三希堂藏书”合作出版，定价12.8万元，首批限量200套。北京故宫版《石渠宝笈》影印自清内府藏朱丝栏精抄本，此底本于2009年6月9日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原本纸为连四纸，朱丝文武栏刻版刷印，提抬手画补边栏。此次北京故宫版《石渠宝笈》依照原书形制分装54函235册，四眼订。封面为藏蓝湖绫，明黄绫签，函套为织锦，无论形制还是材质无不追溯原物，旨在完整再现皇家秘本原貌。

　　《石渠宝笈》分初编、续编和三编，清乾隆八年开始编辑，初编成书于乾隆十年，三编至嘉庆二十一年始告完成。全书修编定稿后，指定专人以精整“馆阁体”小楷缮写成朱丝栏抄本，分函加以保存。《石渠宝笈》原抄本完整存世的仅有两套，分别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世人难睹原貌。

　　《石渠宝笈》的编纂以贮藏地编次后，又按照册、卷、轴等不同装裱形式著录，集中了张照、梁诗正、励宗万、董邦达等大批馆学之士对清廷内府所藏自晋、六朝、隋唐到清朝历代书法、绘画、碑帖、缂丝等书画藏品的研究、鉴定成果。除去对历代藏品的名称、质地、尺寸、款识、前代鉴藏印记、题跋以及清内府印记、乾隆皇帝过目的题跋诗文进行详细著录，张照、梁诗正、励宗万等鉴赏大家对作品观感的简洁描述，寥寥数笔让古代书画作品的神韵和气象跃然而出。

　　作为书画研究和书画鉴定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国人早就看到《石渠宝笈》的价值，曾有过多次缩印出版。但诸多版本均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为底本，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本内容略有不同，且各个版本均为单色缩印，难以完整呈现原书朱栏玉楮、纸墨莹洁的精美风貌。日前，针对不同版本的差异性问题，紫禁城出版社副总编、故宫博物院藏《石渠宝笈》线装影印版责任编辑刘辉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

　　第一财经日报：有人说这是一本“皇家艺术收藏的账本”，请解析一下“账本”的含义。

　　刘辉：我们在学习书画史的时候，都会提到《石渠宝笈》“是中国书画史上著录的集大成之作”。这是我们今天看待这本书的眼光，但这样一本书，当初编著的时候，意义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乾隆皇帝要知道自己家有些什么书画、碑帖、缂丝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都在哪儿了。所以，它的编排是按照收藏地来编，今天看来，这是个很特殊的体例，其实不方便今人的查阅。比如说，从《石渠宝笈》中我们可以看到，放置在重华宫的东西很多，占到很大比例，因为这是乾隆皇帝当皇子的时候生活的地方。他后来在重华宫结的婚，当上皇帝后，逢年过节在这里跟大臣吟诗作对。这是一个很风雅的地方，乾隆皇帝对这个地方也很有感情，所以书画作品放置的就多些。重华宫现在仍保持乾隆时期原状，还有一些作品收藏在那儿，现在是不对外开放的。所以说，编这个书的目的就是——我们家哪个屋子里藏了什么东西，我得知道。

　　日报：这个版本与过去的缩印版不同，它更强调收藏价值，按原作形制影印，没有页码标记，没有索引，相对来说，查找比较困难。如果藏家要把它当工具书，应该如何使用？

　　刘辉：市面上流传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缩小影印版的《石渠宝笈》的定位是工具书，他们编了索引。而北京故宫原大影印版的《石渠宝笈》更大的价值在于强调这是一个收藏品。从材料选择到编排装帧方式，追求的是呈现珍贵古籍的原貌，没有索引，查阅的方式可能比编了索引的复杂一点。但查找的乐趣可能也正在这略微复杂的过程中。查找的方法很多，比如，紫禁城出版社曾经出过冯华版的《石渠宝笈密殿珠林索引》，依据这个索引，基本上能够查找任何一个版本的《石渠宝笈》，各个版本虽然略有差异，但差别不大。再者，你要查某幅作品是否著录于《石渠宝笈》，可以根据作品上的钤章进行查找。第一，绝大部分著录的作品都会有印章说明它收录到《石渠宝笈》的哪一编中，或者是“石渠宝笈”(初编印章)、“宝笈重编”(续编印章)、“宝笈三编”(三编印章)的章，这样就知道了分编情况。第二，因为是按收藏地编录，则进一步根据“殿座章”进行查找。依据画面上呈现的钤印，如“三希堂精鉴玺”，或“御书房鉴藏宝”、“重华宫鉴藏宝”的钤印，这样就会找到收藏地的那几卷；第三，收藏地的分卷中，又列出总目，总目又按照列朝人书迹、国朝人书迹，抑或列朝人画迹、国朝人画迹，或者皇帝御笔等分类项，其次又按照册、卷、轴等不同装裱形式分类，在这些细的分类项中查找，就很容易找到了。这次出版，已经将总目印刷成小册，方便大家核对。这样的查找过程虽然复杂，但是很好玩，找到的话，很有成就感。

　　日报：著录的作品在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复杂的情况，是否也增加了鉴定的难度？

　　刘辉：著录的作品在流传过程中，确实出现了很多复杂的情况。比如，一件作品被分成好几部分，分别被不同的机构或个人收藏，或者原来是两件作品，却被后人重新装裱成为一件作品；另一种较为少见的情况是，有些作品有某些印章，但是没有被著录，有的被著录了，但是又没有或者缺少某些印章——问题非常复杂，但大部分有规律，比如一般来说，《石渠宝笈初编》在钤印方面，上等有7个印章，次等有5个。

　　编辑过程中，我们也请教了很多专家。但因为著录涉及的作品从魏晋到清朝嘉庆年间，年代的跨度太大，门类繁多，很少有专家能对各个朝代、各门类的作品有一个贯通地研究。说到钤章的问题，如果章缺少了，说明有其他的“情况”发生，为什么作品上盖着“石渠”的章，但是没有著录？有专家认为，如果它章不全，说明是备选，最后没有选录；也有的专家说，因为成书过程时间太长，起初是备选收录，但是这个过程中被皇家赏赐出去了，就有可能盖了章，但是没有著录。而著录了，但是找不到章的，也是有的，比如作品被分割了，章可能在别的部分。比如，《睢阳五老图》，现存状况为作品分为5幅，被3个博物馆收藏，分别为：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了“毕世长像”，美国“弗里尔博物馆”收藏了冯平、王涣像，“耶鲁大学美术馆”收藏了朱贯、杜衍像。

　　日报：直观地讲，原作给您一种怎样的印象？

　　刘辉：装帧形式大体上是一样的，但“三编”函套不同、形制略有差异，总体上说，初编、续编品质更好一些。函套用真丝锦，色泽更沉稳也更柔和，有一种很安静的丰富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