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林和靖诗意图轴

　　文／吕友者

　　爱好出游的董其昌，利用自身的鉴藏名望广交收藏圈内朋友。董氏时常到江南等地游玩并会交藏家同行。董氏去得最多的地方是杭州、嘉兴、徽州等地。

　　董其昌在杭州的朋友不仅有冯梦祯、高镰这样的收藏家，也有莲池大师、夜台禅师这样的高僧。他在杭州泛舟湖上，会见东南文友、年轻俊彦以及收藏家，如陶望龄、董斯张、范允临、吴廷、陈则梁等人。董其昌一生曾到过杭州18次之多，可以说，杭州几乎成了董氏休闲的第二故乡。

　　嘉兴项元汴子孙与董其昌的交往见诸于史籍。如万历三十年，董其昌48岁，项晦伯(德明)乘扁舟访董其昌，携《鹊华秋色》卷示董其昌。董于十二月除夕题该卷。同年七月十五日，应项玄度之请题《传张旭草书古诗四帖卷》。万历四十七年，董其昌游嘉兴时，观项氏和汪氏珍藏字画。之后又受项又新(项元汴之子)之邀，与汪会于“读易堂”，评玩书画。此外，董其昌与项子京的长子项穆是同学，通过这样一层关系，他得以每日向项子京学习。项元汴对这位后学显然嘉许有加，不仅与他讨论先辈前贤作品的高妙之处，还将自己家藏珍品一一展示，对此，董其昌有如下记载：“予为诸生时，游檇李，……公之长君德纯寔为夙学，以是日习于公，公每称举先辈风流及书法绘品上下千载，较若列肴，余永日忘疲，即公亦引为同味，谓相见晚也。”

　　除杭州、嘉兴外，董其昌一生还曾数次到徽州，早在其为诸生时，他就来过新安，并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董其昌为诸生时，游新安。江村江一鹤迎馆于家，克其子必名。居年余去。所遗书画真迹最多。”在董其昌与徽州人士的交往圈中，大收藏家和徽商是董氏交游的另一个重要群体。董其昌与大收藏家吴廷的交游尤其值得注意。董其昌徽州之行时，到达丰溪时“宿徐清斋(吴用卿家)最久”，并亲自为《徐清斋帖》作序。清代青浮山人在《董华亭书画录·潇湘白云图》记有吴廷的题跋：“余庚寅之春入都门，得于董玄宰太史周旋往还。”又董其昌《容台别集》曰：“赵千里设色《桃源图》，昔在庚寅见之都下。后为新都吴太学所购。余无五十城之偿。惟有心艳。”万历三十二年(1604)，董其昌游杭州西湖，当得知董氏在杭州时，吴廷携米芾《蜀素帖》请董氏鉴赏，“甲辰(万历三十二年，1604)五月，新都吴太学携真迹至西湖，遂以诸名迹易之。时徐茂吴方旨吴观书画，知余得此卷，叹曰：己探骊龙珠，余皆长物矣。吴太学书画船为之减色。然后自宽曰：米家书得所归。太学名廷，尚有右军《官奴帖》真本。董其昌题。”

　　与鉴藏家的交往对董其昌的艺术思想与创作的影响是深远的。会见收藏家，欣赏与鉴定书画都“以古人为师”，并买卖文物。董其昌在杭州与收藏家冯梦祯、高深甫、吴廷、杨彦冲、陈梁等过从密切，通过这些收藏家，他得以欣赏到晋人王羲之《官奴帖》、王献之《中秋帖》、唐人王维《江山雪霁图》、米芾草书《九帖》、宋人郭熙《仿王维辋川图》、米友仁《楚山秋霁图》、苏轼《赤壁赋》、萧照《高宗瑞应图》、行书诗《拟古》、《吴江垂虹亭作》、《入境寄集贤林舍人》、宋高宗书《杜少陵诗》、元人赵子昂《春郊挟弹图》、《仿赵伯驹谢幼舆丘壑图》、《临王大令四帖》等。加之董其昌在杭州得观高深甫所藏郭熙仿王维《辋川图》，认为“有勾染而无皴笔”，“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 而王诜《瀛山图》则“细谨而无淡宕之致”。对这些字画的鉴赏，提高了其艺术眼光，对其艺术思想的建立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最终，他选出画史上他认为有代表性的画家，把他们分成南宗和北宗，并力推南宗。董氏的这种画艺思想不能不说深受其鉴藏的影响。他的收藏不喜欢南宋画，而是以自己提倡学习的南宗董源、李成及元四家等画家的作品为收藏目的。

　　再者，交游有助于董其昌平淡天真、萧散率意的文人画风的形成。恰如《画史绘要》评价道：“董其昌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神气俱足，而出于儒雅之笔，风流蕴藉，为本朝第一。”而江南的西湖山水为东南的精华，山不高而林木葱郁，水不深而涟漪迭出，特别的秀润清丽。尤其是杭州有林和靖隐居的孤山，王蒙隐居的黄鹤山，因而不仅可游可观，更在于可居可隐。这些对董其昌而言，自然会发出“山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可居则更胜矣，令人起高隐之思也”的感叹了。因此，董氏在自己的山水画创作当中，直接将钩皴点染都化入书法笔意。这种观念反映在鉴赏当中，就是将笔墨作为绘画最为重要的元素加以呈现，他直接宣称：“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画岂有无笔墨者”，甚至这种重视到了与自然景物争功的地步：“以蹊径之怪奇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因此，这种观念转化到鉴赏绘画当中，就出现了这样的观点：“赵荣禄枯树法郭熙、李成，不知实从飞白结字中来也……知此省画法。”

　　更为重要的是，董其昌对收藏历代书画名作长年不断地欣赏临仿，如曾自题山水称“余家有赵伯驹《春山读书图》、赵大年《江乡清夏图》。今年长至，项晦甫复以赵子昂《鹊华秋色》卷见贻。余兼采三赵笔意为此图，然赵吴兴已兼二子，余所学，则吴兴为多也。”又说：“余在长安西苑草堂所临郭恕先画，粉本也，恨未设色与点缀小树，然布置与真本相似。”像这类临仿古人的记载，不时见于《画旨》、《画禅室随笔》等著作中。更见诸他的画作中，如《仿倪瓒山水图册》、《仿赵令穰水村图》、《仿倪元镇山水》、《仿大痴山水图轴》、《林和靖诗意图轴》、《董范合参图轴》、《高逸图轴》、《仿黄鹤山樵》等。对这些收藏的历代书画的不断观赏临摹，极大地提高了董其昌的审美能力和艺术水平。加上董氏在绘画中特别强调古法，“岂舍古法而独创者乎”，所以通过这种临摹经验，可以说对历代山水画的格法源流变化如数家珍，最终形成了董其昌自己独特的绘画风格。

　　同时，大量的鉴赏临摹体验对董其昌的艺术眼光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真正做到了范玑所说的“而一点一画玩味之，可以自证工夫，资长不足”，并且最终使得董氏在鉴赏上能够做到一个平常人所不易达到的境界，那就是“知古人之得失，循流溯源，以明不可见之古画”。而这些成就的取得大部分来源于其个人的鉴藏。

　　因此可以说鉴藏深深影响了董其昌的艺术创作。而董氏的收藏目的，在于以古为师，古为今用，从而使他成为具有复古创新的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