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展览书法文字内容的弱化乃至文字识读的弱化，书法篆刻人在创作选择书刻文字内容时不再像书斋时代首选能表达作者思想寄托的有寓意的文词，而是选“写着顺手”、“刻着顺手”的诗文及词语，也就是首选最能表现自己理想的形式美的内容来写，文字内容要服从于、服务于艺术形式的需要。书斋时代书法“成教化，助人伦”的功用在消失，孙过庭《书谱》中所谓的“功定礼乐，妙拟神仙”的作用前者消失，而后者强化，“文以载道”的作用已不被一些当代书法名家所认可，至少，展览时代书法中文以载道的作用是不明显的、不直接的、不具体化的，是模糊化、抽象化的。

　　四、展览书法创作改变着书法的价值观与书法人的创作态度乃至生存状态。

　　书法是古人文化生活独特的部分，虽云“翰墨小道”，实则包容大千。古代文人通过书法感受着深远的文化传承。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修身”虽是一个人的事，但却关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事，所以修身是做人之本，是成事业的基础，君子务修其本，而书法则是修身的重要课程。这是所谓的书斋时代书法价值的中心所在。中国传统书法不仅仅是一种技艺和由技艺而生的形式，而是源于自然大道，承载着作者的学识修养，表现着人的品格高下，翰墨之妙又与文词之美、文义之深共同构成了书法之美。这是所谓的书斋时代书法特征之所在。

　　书斋时代的书法重在自我—人。重视过程，通过笔墨抒情、言志、怡性、养生。苏东坡曾说：“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人生一乐。”古代书法家重享受书写过程，重在书写过程中心手交应，物我合一。通过自然书写的过程，通过所书写的文辞优美，寓意深厚自觉或不自觉地达到“修身”的作用。当然前人的书法重过程，也重结果，但对书法作品的认识及价值判断不仅仅在于形式美，而是“字如其人”，仍要聚焦于“人”的根本。

　　前人的书法是以“人”为核心，作品顽强的体现着人的在场。而当代的创作聚焦于创造作品中个人的形式风格，而忽略了作品中蕴藏的内在文化风格和人格魅力，形式风格的千变万化与文化风格的趋同归一使得当代书法创作整体上有雷同感。古人书法没有太多的形式张扬，而通过笔墨自然而然地透露出不同的文化风格和书家不同的气质秉赋乃至人格魅力。与当代创作恰恰相反，在形式上整体无意标新立异之中表现出文化性的风格各自的独立性。

　　展览时代的书法创作尽管高喊弘扬个性、宣泄激情、独立特行等等，但在与古人相比之时就会发现，此时的书家是扭曲自我、丧失自我而不是突出自我，是为“他”而制作而不是为“我”而创作。在作品形式上，要适应、适合展览的需要，不自觉地成为展厅形式的“奴隶”，对形式设计呕心沥血力求出奇制胜，对作品要百般粉黛，力求吸引眼球，上次获奖者的形式，成为后来者的样板而趋之若鹜。尽管在形式上不断求新求变，但其中不无自我价值的失落与扭曲。在作者的创作环境与生存状态上，也失去了以人为本，要打探评委的组成，揣摩评委们的口味，研究流行时尚等等，同时要想着一旦入展或获奖自己将得到的现实的、物质的利益。创作时还要作出激情四射、天马行空的样子，而实是受制于展厅、评委乃至物质利益而失去或扭曲了本真的自我。当记者问道上海展区谁投稿最多时，组委会有关人回答说：已知的投稿最多的作者为山东的一位作者，投了290件，交了一万元的报名费。我们尚不知这位作者是否入选，但他参与国展的创作心态决不是轻松的。

　　“展览体”书法解脱了“文”与“人”的载荷而羽化为“纯艺术”。书法创作不但与文字的表意功能分道扬镳，而且在书法远离人本的时候，也就远离了当下人的社会生活，远离了社会人群，“展览体”成为圈内人的斗法争宠与对镜自怜，与社会大众的审美需求渐行渐远，一般读者对获奖作品感到莫名其妙。一些创新者为了求新求异，只求不与古人、时人、别人雷同而悖离了美的普通规律。只求新与奇而不顾美与否，只有刺激人眼而不求感动人心。“展览体”如同走“T”台服装模特的表演，只可存在于舞台而不能使用于生活。当下书法的种种表现与书法人的创作态度乃至生存状态，值得我们在“热闹中著一冷眼”，在安静中作出反思。

　　五、展览背景下书法的职业化竞争与社会性泛化的双重表现。

　　当下书法已不是文人书斋中的事，而是通过展览的形式推向了大社会。展览成了许多书法人竞争的舞台。竞争存在与市场指向是职业化最为突出的特点。以展览会为指向的书家用职业化的方式进行着“纯艺术“的创作。这里并不是说作者们是以书法为职业，而是以职业化的方式在展览上竞争。职业化对作者与作品有着诸多的改变，一是作者创作心态的改变，书法已不再是文人书斋中的修身怡情，而是展览上的寸土必争，书法人不再是过去的“书者，散也”、“沉密神彩，如对至尊”，而是浮躁的、有着功利目重负的，是投入人力物力而希望得到回报的。二是创作本身的改变，是以书法展览为创作指向以视觉艺术为创作特征。在展览的场景中，在众多作品的对比之间，书法不再可能如其人、如其学、如其志。不再以人为本，而是形式至上、技术至上，其竞争只是在形式与技法层面上的对比与较量。(“技术崇拜”被人民日报2011.7.15发表《十大恶俗阻碍中国文艺健康发展》一文列为十大恶俗之九)其三是作者书法价值观的改变。古人把笔临池是一种享受，在写字的过程中心手双畅，物我两忘。而指向展览的创作过程是一项脑力与体力结合的劳动，有时甚至是痛苦的劳动，创作前需要研究展览取向、揣摩评委好恶、设计作品形式、材料选择购买等等，创作中要一遍复一遍，在许多作品中选出一件或多件投稿。为了入选或获奖，甚至有出钱请人代刀代笔的现象，商业市场不正当竞争的手段在展览书法中也时有表现。(2011.12.30.《中国艺术报》载： “这次国展上海展区是重灾区，30个获奖人中，被举报的有10个，我们经过审查拿掉了3个。这3个全是代笔，作者自己都承认了，因为根本不会写字，就找以前获过奖的作者代笔。”)投稿后翘首企盼，或得到的是“范进中举”般兴奋，或是泥牛入海的沮丧……这个过程是痛苦的、百感交集的。而一旦入选获奖，就会给作者带来成就感、荣誉、地位、物质利益。当下书法家的创作心态则失去了古人的“纯粹”而变得直面功利，展览中的书法创作成了职业化的竞争，职业化的书法与作者的名誉、地位乃至经济生活密切相关。书法家不同的“官位”及获得奖项的次数是其市场价值的商标符号，而市场价值与作品艺术价值的脱节与错位的根本原因是市场缺失了文化支撑。

　　与此并行的另一种表现是当下书法艺术专业的社会性泛化与消解的危机。

　　目前书坛有些有话语权或有社会活动能力的人，头脑中缺乏书法专业的意识，用书法的名义达到社会性或经济性的目的，所策划实施的一些活动缺乏专业上的思考。这些活动对于推广书法方面或有积极作用，但是我们站在书法专业上去考虑，这些活动将会起到使书法泛化的作用，书法和非书法的界限模糊了，书家和非书家的界限被模糊了。书法成了大众的东西，它不再是阳春白雪，和流行音乐一样，大家都能哼上几曲。但能哼两句流行音乐的，谁能成为音乐家呢？应该没人承认。书法也一样，都能写两笔，有钱都能出作品集，都能搞展览，都能请来名家捧场。所以，书家和非书家界限很模糊。一些会炒作的人、带“官帽”的人很容易得到市场的认可。社会上成立了形形色色的书画院，各色人等都成了书画家，书法已变得没有“门槛“可言。另外书法评论与书法批评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变得人情化、官位化、金钱化、虚伪化。人民日报《十大恶俗阻碍中国文艺健康发展》文中指出：“目前的文艺批评面临权威性和公信力的缺失。媒体上的一些宣传和炒作代替了文艺批评，而“友情褒扬”、“红包评论”使得文艺批评面临诚信危机，缺乏深刻的思想、缺少对重大理论问题和文艺问题的思考研究、缺乏深度、缺乏担当更使得文艺批评难以担负指导创作的重任。”时下并没有真正的书法批评可言，这对书法专业的泛化与消解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书法的非专业化和庸俗的社会泛化趋向日渐明显，这使专业的“书法人”深为焦虑。沈鹏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沈鹏艺术馆藏品集》的“书后心语”中写下了充满哲理又充满真诚的一段诗化的语言：

　　“……书法人选择书法，而书法只对那些善待它、有能力识别它的人感兴趣。书法精灵懂得怎样才是真爱，怎样才能促进它健康成长。书法精灵懂得无聊的吹捧、非分的颂扬实际是糟蹋，对于以它的名义为大众而实际为一己者采取不屑的态度。书法精灵受到伤害。它被疏远真善美，疏远人性，而这一切，常常是打着爱护它的旗号出现的……”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沈鹏先生的“忧患意识”。在当下书法繁荣发展的大趋势中，我们应有“热运行中的冷思考”，应看到在喧嚣声中的泡沫，反思在热闹中书法艺术的主体位置是否错移，其出发点和归宿处是否坚持着以人为本。

上一页1234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