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之 来源：北京晚报

　　自明永乐四年在北京建造皇宫以来，如何能到皇宫内偷盗出稀世珍宝，就是不少江湖大盗梦寐以求的美事儿。当然，想归想，真要飞檐走壁进大内皇宫盗窃，被抓住可是要掉脑袋的。

　　不过，胆大的盗贼还是有的。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内务府总管给乾隆的奏章中，就上报了几起盗窃案。比如该年8月7日，从宁寿宫履顺门的墙上跳下一个飞贼，此贼轻功了得，武功却马马虎虎，当即被值班太监抓获。还搜出其藏在天沟（屋面排水的沟槽）内的赃物，遂推测其在宫内潜藏不止一日了！奏章还说，有个叫郭四五的飞贼，居然两次潜入大内，“必系惯飞檐走壁猾贼”。清朝灭亡以后，故宫也发生过多起盗窃案，最近的一次是2011年的盗贼石柏魁，他偷了些在故宫内展出的现代工艺品。

　　除了这些外来的民间盗贼，宫内监守自盗者也不少，在晚清比较有名的就有萨隆阿盗宝案。萨隆阿可非常人可比，他是满族人，也是个官二代。萨隆阿的父亲叫穆彰阿，在道光朝当了二十年的军机大臣。穆彰阿少年成名，入仕后三次主持乡试，五次主持会试，门人弟子遍天下，所谓“敢为科名致身早，风檐轻与辨骊黄”。穆彰阿的学生多是近代史上有名人物，最著名的是曾国藩，其他如骆秉章、叶名琛、何桂清、魏源等。穆彰阿的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很多知名之士都受过他的引荐，因此在朝中党羽众多，号称“穆党”。咸丰帝还未继位时，便对穆彰阿非常厌恶。1850年（道光三十年），道光帝驾崩，咸丰帝继位。不久，咸丰帝指责穆彰阿“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将他革去职务，永不叙用。但是，萨隆阿还是托其父余荫，得以进入军机处当官，案发时是刑部郎中，兼任军机处章京。

　　本期品读为读者介绍的，就是萨隆阿盗宝案。萨隆阿偷的是曾国藩交给朝廷的战利品——洪秀全的金印，他也因此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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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部郎中被秋后问斩

　　1866年，北京城一个深秋的清晨。在城西南宣武门外的菜市口，人头攒动。这一天是朝廷处死囚犯的日子。菜市口在京城的名气可是不小，一千年前的辽代，这里是安东门外的郊野，金代是施仁门里的丁字街，明朝时是京城最大的蔬菜市场，沿街菜摊、菜店众多，所以“四九城”的许多人都来此买菜，并把菜市最集中的街口称为“菜市街”，清代时改称“菜市口”。当然，菜市口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此处是清廷处决死囚的行刑之地。

　　这一天，通往菜市口的各个大街都被拦住了，到处都是清朝的官兵。人们只能在围栏以外伸长脖子往里观看。在圈起来的一块空地上，有一个席棚，里面关押着一个满人死囚，以及几个汉人囚犯。过不多时，朝廷圣旨下达，一位来自刑部的监刑官高声宣布：“已革刑部郎中萨隆阿偷窃伪印一案，照盗仓库钱粮本例，即刻处决。”在死囚席棚的不远处，还有一个监斩棚。在那里，等待用刑的刽子手正在准备着刑具。在棚子的一边，有一个小小的祭坛，上面摆放着各种刑具：砍刀、绞压器、血淋淋的绞索等。

　　祭坛前，还有一口装满热水的大锅。锅里的热水是刽子手用来暖刀的。刀把子是木头的，上面刻着吓人的头像。总共有五把刑刀，它们还有专门的名称：大爷、二爷、三爷、四爷和五爷。自清朝入主中原二百多年来，这几位“爷刀”不知杀死了多少囚犯，被刽子手尊称为“神刀”。

　　用刑的时刻到了。两个五大三粗的刽子手拿好绞索，走到囚犯萨隆阿跟前，先引见自己，然后说了一声：“请大人归天。”随后，他们将绞索在萨隆阿的脖子上套了一个环扣，萨隆阿头朝下躺在地上，刽子手摇动“绞压器”。一眨眼工夫，萨隆阿就一命呜呼了。旁边围观者，连声说“好”！

　　话说这萨隆阿可不是一般的死囚。他在犯事之前，官至刑部郎中，兼任军机处章京，军机处属于清廷的权力要害部门，他还是满人，故而地位又高军机处的汉人章京一等。这样的人物，为何会被问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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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盗窃金印熔化为金条

　　有人问了，萨隆阿究竟犯了什么法，导致丢了性命？话说同治四年八月十七日（1865年10月6日），北京城天气暖洋洋的。在紫禁城隆宗门内，南北两侧，分别有一排平房。这里，就是自雍正皇帝以来清代最高中枢机关——军机处的所在地。北面为军机大臣值房；南面为军机章京值房，其中东二间为满人章京值班房，西二间为汉人章京值班房。这天清晨，满人军机章京萨隆阿心怀鬼胎地来军机章京房值班。他乘人不备，悄悄地进入汉人章京值班房，将存放在那里的贵重物品盒子打开，取出了一方金印，将其带回自己在东单牌楼东观音寺胡同的家中。

　　一周之后的八月二十四日（10月13日），萨隆阿把金印带到东四牌楼的万盛首饰铺，找到熟悉的店伙计王太和王全，谎称这金印是他在外省做官的叔叔带回北京的。他用四十吊钱的代价，请首饰铺将金印熔化成10根金条，每根金条大约重11两。不久，萨隆阿手头紧，就将其中的两根金条拿到“恒和钱庄”兑换成银两，其余八根则埋藏在家中的炕洞里。

　　被熔化的金印来历不凡，它原是天王洪秀全的金印，也叫金玺，洪秀全共有三方印章，除了金玺外，还有玉玺和木玺。一年前，即1864年7月19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率湘军攻破南京城之后，缴获了这块金印。1864年8月14日，曾国藩吩咐手下把洪秀全的“伪金印和玉玺”装在一个特制的木匣中，外用牛皮包裹，派得力干将王廷贵由南京送往北京。这块金印自然不是寻常的战利品，它也是曾国藩的湘军成功镇压太平军的凭证。这么贵重的东西，自然由军机处官员亲自捧到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面前去过目的。事后，皇帝让军机处暂时保管金印。

　　但是，军机章京萨隆阿起了贼心，他将金印偷走，将其熔化为金条。如此重要的物件，就给白白地毁掉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很快军机处发现金印失窃。当时，军机处首席大臣是恭亲王奕。他指令大清内务府刑司人员四处侦查，限期侦破此案。

　　金印失窃的消息不胫而走。所有在军机处任职的满汉章京谈虎色变，人人自危，仿佛一场可怕的灭顶之灾随时都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刑司人员内查结果，一无所获。于是把那些平素与军机处有瓜葛的人，包括专司洒扫的下役统统抓起来严加拷问，岂料这些人宁肯皮肉受苦，也咬紧了牙关，断不屈打成招，奕无奈，只好把这些人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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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金条露出马脚

　　内务府番役处倾巢出动。番役头目保祥、德荫、英奎等率所有探子微服私访，把北京大街小巷全部查了个遍。功夫不负有心人，这种梳篦头发似的逐街逐店查找，还真找到了案子的蛛丝马迹。

　　保祥和德荫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终于发现了有关此案的线索。他们向英奎报告说：“北京的恒和钱庄在多天前曾收购过两根刚熔铸的金条。”英奎闻讯赶到“恒和钱庄”，取出那两根金条一看，果然是刚熔铸的。再仔细查看金条的侧面，发现两个小小的字“万盛”。这两根金条一根铸有一个“玖”，另一根还铸有一个“拾”字，这是金条的编号，两个数字说明这两根金条是第9号和第10号，那就是说熔铸这批金条起码是10根以上。而这些金条每根重11两，10根就重110两，总重和失窃的金印重量吻合。

　　经过一番调查，英奎得知东四牌楼附近有一间金铺叫“万盛”，他知道接近目标了。1866年1月下旬，番役查找到东四牌楼万盛首饰铺。得知该铺几个月前曾熔化过一方金印。根据这一线索，番役对铺内所有伙计逐个盘问，在刑讯之后，王太和王全如实供出了军机章京萨隆阿。开堂审讯时，萨隆阿负隅顽抗，死不承认，但是“恒和钱庄”和“万盛首饰铺”的当事人一上堂对质，他就不得不低头认罪。接着，在萨隆阿的指认下，英奎又在萨隆阿府上卧室炕洞里掘出了另外8根金条。

　　堂堂的军机章京竟然屈身为盗贼？这在大清朝建国200多年的历史上，还是头一次！在此之前，皇宫内也发生过各类小的盗窃行为，如一些太监、贫苦的苏拉（下等仆役）偶尔也会从宫中偷走一些金银、首饰、珠宝之类，但他们毕竟都地位卑微。一个堂堂的兼任军机处章京的刑部郎中竟然也干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确实有损天朝尊严。更何况，偷盗者还是当时地位高贵的满人！

　　当时，军机处总共有32位章京（满汉各16人），而萨隆阿是满人章京，且是负责执法的刑部郎中。他的官品在众多章京中是比较高的。熟悉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清代的军机处可不是一般的衙门，其办公地点处于紫禁城之中，是朝廷最机密的权力中枢所在地。即使身为王公贝勒、满汉大臣，只要不在军机处任职，对这里也要退避三舍，不敢越雷池一步。做个不恰当的比喻，清代的军机处是直属于大清皇帝的秘书班子！而军机章京就是军机处的秘书，负责“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

　　清代对军机处的值班房严加防范。乾隆皇帝曾经下诏说：“军机处系机要重地，凡事俱应缜密，不容宣泄。”军机处所用的差役，一般选用15岁以下不识字的幼童，俗称“小幺儿”，到20岁时就辞退，以防止泄密。可是，就在这样一个禁卫森严的地方，缴获的洪秀全的金印竟然丢失了！而且是监守自盗！萨隆阿身为军机处的朝廷命官，竟然执法犯法。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大怒，下令将萨隆阿于秋后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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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盗金印源于赌博缺钱

　　军机处盗窃案，很快成为京城的一大新闻。甚至连驻守北京城的英法美等国外交人员也知道了。这一丑闻被京城的外国公使馆人员议论纷纷，甚至称“清朝官员都是欺世大盗”。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密福特感到不可理解，他奇怪的是萨隆阿“事业有成，家道殷实，并不缺钱”，怎能为了这区区10根金条，就去盗窃呢？

　　这些西方外交官都是熟读《圣经》的基督徒，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也很滑稽，说萨隆阿没有好好遵守《圣经》第“十一诫”，即“不可被捉”。当然，萨隆阿偷盗金印是属于一次个人行为，但这不是一次寻常的盗窃。首先，它是发生在清廷最机密最重要的权力中枢——军机处。堂堂的大清朝连其权力中枢的工作人员都作奸犯科，还能治理好天下吗？一叶知秋，萨隆阿案件确实反映了清廷行政官僚体制的没落，到同治时期已经出现了诸多弊端。另外，萨隆阿的盗窃案，作为一种经济犯罪，也是晚清国库濒临破产的征兆。萨隆阿本人嗜赌成性，赌输钱后囊中羞涩，就打了这方金印的主意。萨隆阿所在的刑部衙门，由于经费困难，其办公设施已经破败不堪。1865年，大清朝海关税务司的赫德记载说：“刑部的状况极为恶劣，围墙很低，上面盖满尖刺，防止监犯逃脱。里面肮脏的泥水淌到街道上。”大清帝国的贫困，不独外人如此看待。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也有同感，1867年京城来人告诉曾国藩说：“京中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民穷财尽。”这种现象让曾国藩生怕发生异变。

　　一年多后，即同治七年十二月十四日（1868年1月26日），曾国藩在阔别京城17年之后，第一次进京面见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此时，曾国藩已经见不到老师穆彰阿的儿子萨隆阿了。在京期间，曾国藩与慈禧太后前后有三次对谈，所谈都是裁撤湘军以及直隶练兵等军国大事。慈禧太后与曾国藩到底谈了什么呢？这里且引用几句对谈，感受一下慈禧太后的真实问话风格：“慈禧：汝在江南，事都办完了？曾国藩：办完了。慈禧：勇都撤完了？曾国藩：都撤完了。慈禧：汝一路来可安静？曾国藩：路上很安静。先恐有游勇滋事，却倒平安无事。慈禧：汝出京多少年了？曾国藩：臣出京十七年了。”

　　如此等等，这些问话让曾国藩内心非常不耐烦，也让曾国藩非常失望。通过与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的谈话，曾国藩认为，“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而同治皇帝尚小，没有和他说话，故而曾国藩说：“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

　　更令曾国藩担心的是，他发现朝廷实权其实已经掌握在军机处领班大臣恭亲王奕、文祥、宝鋆等人手中，曾国藩认为这些人权过人主。尽管恭亲王等军机大臣权力超过皇帝，但是他们几人各有缺陷，都无法担当重任。曾国藩说：“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至于文祥，他虽然为人正派，但是“规模狭隘”，不懂得用人“自辅”。至于宝鋆，也是口碑很差。一句话，曾国藩对清廷已经失去了信心。

　　曾国藩是一个传统读书人，他的知识结构使他成为一个坚定的人治主义者。他所看到的晚清王朝的诸多弊端，也都是人事危机。然而，清王朝的危机不仅仅是一个吏治腐败问题，更根本的是延续二千余年的中国君主专制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在西方势力的冲击之下，中国君主专制的制度危机正在凸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