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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 翁剑青：公共艺术，实现自我空间更大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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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地点：2015年4月20日    

　　采访地点：北京大学

翁剑青

　　【翁剑青】现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公共艺术研究近二十年。期间，撰写了《城市公共艺术》、《公共艺术的观念与取向》等重要著作，并在国内重要期刊发表有关公共艺术的研究论文20余篇，为公共艺术理论在中国的推广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采访过程中，翁剑青先生结合具体案例，剖析了公共艺术的发展和面临的挑战，并对中国公共艺术的未来提出了建议和展望。

　　高雅桉：公共艺术在我们来看一直是一个舶来词，在您的眼中，中国最早的公共艺术出现在什么时间？代表性作品是什么？

　　翁剑青：这个问题既大又小。从大的方面来讲，公共艺术在八十年代晚期到九十年代初这个阶段，国内逐渐通过国外艺术界讲座和艺术家交流，还有一些书籍的翻译，把公共艺术的概念拿到中国，但是并没有太多去关注它的社会学、政治学背景，也没有从文化层次这个视角去研究公共艺术的特质。这个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得比较快，在这种大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下，价值判断、文化内涵、美学品格，或者风格样式的变化上，已经变得相对多元，比较宽松。所以这个时候公共艺术这个概念来到中国，确实是恰逢时机。

　　具有代表性的公共艺术作品不能说哪一件，在我当时的观察和记忆中，在八十年代的晚期，随着亚运会在中国的举行，当时在亚运村有一些景观雕塑是表现北京普通市民晨练的，和体育文化、市井文化有关系，和真人是1：1的铜像、雕塑，这些形象完全关乎这个城市人们的生活状态。所以，我认为从题材的选择，它们所设立的空间，以及这些雕塑和普通人之间的关系，体现出了一种开放性、公共性，以及可以与在这个环境里面活动的人进行情感上的交流，更容易达成一种理解和共识。这个时候的公共艺术，是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和代表性的。

　　高雅桉：城市雕塑通常被称为公共艺术的前身，随着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公共艺术变得更加贴近于公众的生活，您觉得现在的公共艺术应该怎样跟上时代的步伐？在空间和形式上可以有什么样的突破？

　　翁剑青：随着文革的结束，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振兴、经济的振兴、文化的振兴和国际形象的再塑及提升。在这个阶段，经济建设成为国家的主轴，人口急增，城市化快速发展，社会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纪念性的、表现宏大国家意识形态的这类作品，相对来说从总量、从概率上要减少很多，那个时候我们用的概念叫城市雕塑。我觉得可以把城市雕塑看成是中国从改革开放到21世纪初城市公共空间艺术的一个很重要的形式，或者一个载体。雕塑本身如果没有在日常生活中产生情感，或者没有与观念诉求发生真正关系的话，它仅仅就是放在城市里边的雕塑，未必具有良好公共艺术的文化内涵和功能。

　　到了21世纪，所谓城市雕塑，对于城市空间的介入，它需要考虑更多的文化因素、文化的职能和周边业态、环境的关系等。一群放学的孩子，每天可能要路过这里，周边有什么样的产业，他们对这个雕塑的存在有什么样的理解，对这个区域的识别度、认知度、好感度，或者通过这个雕塑，对周边文化、周边区域的历史文化，或者内在的人文精神有什么样的理解，都非常的重要。

　　我们希望公共艺术是在一个地区的文化、社会发展中自然进行生长、繁衍的，它应该是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民生和公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而慢慢延伸、发展出来的。

　　高雅桉：您觉得我们中国应该怎样借他山之石，来发展我们的公共艺术，在立法方面如何起到基本的支撑？

　　翁剑青：公共艺术在西方原来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资金来源于政府的专项预算和专项拨款。美国建立这种百分比法案，一方面是想让艺术家有更多的机会来进行创作，并能够得到相应的经济回报。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法案，从政府层面能够推动，尤其是在二战后（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城市的中心建设，包括产业、新技术的介入以后，它的生活和经济的发展有新的诉求。中国不像美国的联邦制，美国每个州可以设立自己的法案，相对来说，中国还是一个比较大一统的结构，但在中国沿海地区，包括像台州这些地方，它用行政干预的方式，部分地实现了类似于百分比法案。

　　中国的公共艺术，还没有形成美国的这种百分比法案。我认为政府的意识，艺术在整个国家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在认识上还是可以商榷的，某些方面我觉得还没有到迫在眉睫的程度。真正把艺术提升到整个国家的宏观战略，而且能够实施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使它制度化、法律化，我觉得可能还有相当的时日。

　　高雅桉：随着意识形态的改变，我们的需求也发生了改变，公共艺术不仅仅是满足主题审美，或者主题性需要了。现在公共艺术形式变得更加多样，您觉得我们在发展社区艺术公共艺术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您觉得艺术家应该怎样把公共艺术的理念贯彻落实？

　　翁剑青：公共艺术是有不同层面的：在国家层面，它显然包括一个国家层面上的政治制度、文化观念；在政府层面上，它推动一些文化传播的项目，或者是由政府用大量的专项资金去进行推广。从国际经验来看，公共艺术不完全是自上而下的，不完全是国家直接主持、推动，或者完全由国家的资金来操作的，还有一些社会层面的，比方说有企业赞助，有基金会赞助，或者有个人捐赠，或者也有社区的一些人去集资进行创作的艺术。广州的白云区有一个玫瑰园，里边的公共设施，如舞台、美术馆，一些供孩子们涂鸦、娱乐的硬件设施，极有审美价值的照明系统设计，就有比较好的艺术创意，提升了社区品格和社区人的生活品质。

　　艺术家不仅仅要设计具有人文含量和审美品质的作品，还要关注到这个社区的人们面临的问题和需求，可以通过这些作品的介入，使人们对社区有一种认同感、归属感。

　　所以，我觉得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从政策到资金上，要让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享受到社会福利，其中包括很重要的文化福利，让社区的普通人有更多的机会去参与、领略和受益于艺术文化带来的审美、教育、历史文化，乃至于科学技术这方面新的资讯和知识。

　　高雅桉：以上翁老师给我们提出了作为公共艺术传播者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使命，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我们来举办这个公共艺术大展，您觉得时间是否恰当？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

　　翁剑青：我认为这个挺好的。在这个时候办公共艺术展览，能够让大家沉淀一下，用文献展回溯我们以前做了一些什么，思考在艺术家队伍的建设上，以往的艺术介入空间的方式、程序上，我们的政府主管部门和职能部门在一些政策的制定上，以及媒体（包括批评界、学术界）对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艺术、景观文化建设上，我们需要什么？面临什么问题？以往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汲取？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调整和过渡。在这个时间结点上，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如果中国的经济、社会大的政策和方向没有重大改变的话，我想下一步应该把艺术更多地贴近城市改造，城市文化的增进和城市人生活品质的提升，实现自我空间更大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