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钟凌二君指出翁氏原手稿本《复初斋文集》对《功甫帖》记录最详尽，与拍品有两大分别：其一是左缘半印“只露前半，二字，上如“广”字左右对易，所露极眇，竟不可知是何字”，图⑧二半印合并可见上为“图”字，上方不可能有一点，翁氏为金石大家，当不会刻意记录形状而误加一点，常人见此半印也不会有此糊涂。前文已指出此印打歪7°极不合常规，残破而有割移迹象，翁氏全不言及歪破，字形不对，单此已足够封关。其次，手稿本在描述四半印后录其他藏印：“余则‘张镠’二字白文印、‘安仪周家珍藏’六字红文长方印、‘梁清标印’四字白文方印、‘蕉林秘玩’四字红文方印、‘子京’二字红文葫芦印、‘项叔子’三字白文方印、‘槜李项氏士家宝玩’八字红文长印。”按常规，文字记录右前左后，由上而下，收藏家钤印选位反方向，即项氏首钤三印在后左方空位，其次梁氏二印在前右下角，张氏在右缘钤印其上，礼貌留空距离，最后安印填入空当，完全符合时序与选位习惯，若项梁五印在别纸或裱边则全不合常规，翁氏亦当言明，尤其项子京首钤，不会空纸一张而不选习惯的最当眼处，所以拍品本幅缺项梁五印无疑。此外，拍品安印在右而张在左，李佐贤按常规顺序录安先张后，翁录张先安后，即知次序不对。所以翁本八印与拍品无一符合：半印不见字形，项梁五印全缺，张安二印易序，足够肯定并非同物。纸上“江德量鉴藏印”及“宝苏室”二印无用比对，即使丝毫不差亦必伪无疑，副纸翁书不需考，即使为真亦无补于事。

　　由于真迹流传必须链接，拍品过不了翁本一关就断链无救，其上江、翁二伪印无可辩解，即使翁本为伪亦无路上接安歧，所以纸上“安仪周家珍藏”印亦必伪无疑，不需比对。前述墨色、残印、蛀洞等多种毛病已足定伪，流传链接翁鲍二环皆断再证一次，岂还能有起死回生之望？即使安、翁、鲍所录为三本不同伪作亦对结论无妨，因为拍品链接最多只能上溯至李本而止，证明为伪后其他链段环节的真伪扣锁情况已全无关系。

　　半年来大部分争论是不必要的，从科学证据分析作逻辑推理，判定真伪不用细比安、江、翁印，苏轼笔法也不必研究。细微印文差异与主观书法意见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难以说服他人，因而争论不休，本文对此全不接触。客观逻辑辨证只须两项一目了然的论据：由《安刻》比对“甫”字八笔知拍品并非母本，由翁氏手稿八印不对知拍品非其所录。鲍翁二关一闭，拍品无法与安岐挂钩，纸上安、江、翁三印不见亦知为伪，足够定伪。前述纸、墨、印检测是另一证伪路线，殊途同归，结论一致，也澄清了此前双方争论中一些失误，可免重蹈覆辙。

　　安、翁、鲍三本事实上的确有可能并非同本，翁方纲《复初斋诗集》录戊辰年(1808)一诗，题为《有得旧石刻坡公别功甫九字于画竹上者，题此正之》，后注“郭功父自端州请老归，在元祐己巳(1089)，东坡为写竹石事在元丰甲子(1084)，或有误读《东都事略》而附会者”。1808年时《安刻》尚在进行前期，既已有旧石刻将九字附会刻于画上，文字或在项梁前已流传颇广，致有不止一种伪本传世，甚至可从流传法帖集字而成。翁稿本所录项梁五印不见于《墨缘》及《安刻》，右下角梁印位置在《安刻》中为安岐印所占，左下角有“极大之印，只露右上一角，似‘义’字”，不合收藏家正常选位习惯，是裁割迹象，但在未有他本墨迹出现前，这些问题只能存疑，无可查考。

　　《功甫帖》的始源来历是颇难考证的一个疑团，有关史籍资料甚少。清初重编的《施注苏诗》卷二十一载“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二古铜剑”一事，总目注此卷所辑为“元丰甲子量移汝州，起四月以后离黄州(黄岗)至金陵(南京)道中作”，同期查慎行编撰《苏诗补注》巻二十三亦录其事，目录注此卷“诗四十四首，起元丰七年甲子四月离黄州，五月至筠，七月过金陵作”，又附李端叔《姑溪集》一诗，原题《次韵东坡所画郭功甫家壁竹木怪石韵》，翁方纲仅称所见旧石刻为“画竹”，不言木石，不似是同图，由大幅壁画摹制作石刻亦甚难想象，但二人无疑在1084年曾经相聚。郭家在当涂(县)姑孰(镇)，邻近南京，是黄州至金陵必经之地，九字无上文下理，不似信札，但作为临别时奉赠诗文书画上题识文字则颇恰当。按虞云国、方骥鸿二君分别考证，“奉议郎”(八品)官名于宋初改称“奉直郎”，至元丰三年(1080)始复用，《功甫帖》不可能书于其前，元祐间(1086-1093)郭官阶七品，从而推测《功甫帖》书于1080-1086年间，但也不一定在1084年，《东坡先生年谱》载元丰三年(1080)“先生年四十五，责黄州，自京师道出陈州”，南下途中抑或过金陵相见，真相虽无法确定，此帖狭纸条形，四半旧印不全，位置不寻常，来自裁割题识是最简单合理的解释，文意时地也合。虽然翁氏以为旧石刻上九字为附会，只属臆测，抑或为失传画卷真貌，石画一般不见著录，此帖在乾隆前数百年全无踪影也可理解。

　　中西之分、张徐之别

　　西方油画伪作问题严重不下于中国书画，可能由于市场早已上扬，名家作品来历和流传记录考查严格，力求链接年代全无间缺，可靠作品都已各有专家致力研究，个别编辑全集，每件入录作品都经严格审评。此外，先进国家设有刑事部门专责调查艺术品盗窃、作伪和买卖，法国法例最严厉，即使私人藏品中发现伪作，若为第三者举报，裁定后可充公毁灭，对待有如伪钞票或盗版货品。所以艺术文物辨伪是正规应用科学，近代技术发展已相当成熟，不少大学和博物馆设有研究所进行系统化运作，采用各种光谱技术分析油彩化学成分，也用红外光、紫外光、X-光、电子显微镜等专业器材摄取影像，作电脑分析处理。不同时代所用材料都有档案，画家生平所用油彩由过百件可靠作品建立数据库，伪作往往因化学成分不对而被揭露。德国作伪大师 Wolfgang Beltracchi(1951-)是公认当代作伪第一高手，用料极当心，偶一不慎，一件伪作误用了成分不明的白色油彩，拍卖后买方提交化验，发现内含化学材料为画家生前所无，追究揭发，至2010年被捕入狱，但数十年间已骗倒了不少大博物馆与拍卖行，作品屡被选作图录封面，为名流富豪争购。

　　西方油画的辨伪技术当然并不全合用于中国书画，但重视客观科学的态度是值得学习的，研究人才都兼有艺术与科学双方面训练，上文讨论的检测分析技巧与逻辑推理只须普通常识，例如纸张厚度与透光度不能混为一谈，大小不同的印文不能拼凑为一，南虫北虫之类神化解释更不会随便发表而不注明科学根据，这种误失在西方研究所是绝不会发生的，安、翁、李著录不一致，鲍氏家藏尽毁，这类流传历史蹊跷也不会不详考研究，拍卖行则只能提供有关资料作参考，不可能如研究所作深入考查分析。英国广播电台(BBC)在2011-2014年间播放一套鉴定专题片集《Fake or Fortune》，共十一集，每集对同一画家的一两件作品作出真伪研究，深入调查费时数月，客观态度一丝不苟，即使不谙科技的观众也认识到西方辨伪是正规科学工作，以真凭实据为基础，不容渲染夸张歪曲，有不少研究所分布多国，艺术知识和科技能力都有相当水平。

　　中国书画鉴定仍滞留在凭个人“眼光”作判断的局面，所以在《功甫帖》的争论中有人提问发言权谁属？有人叹息前代权威专家已一一辞世，无法定案，有人相信张、徐二公所言已足够，无须翻案，这些言论暴露了真正弱点是没有掌握到张公“科学方法”和“比较有据”的鉴定要义。销售商品讲究品牌名誉形象，但发表科学研究不需拥有专家招牌，只需有论真凭实据作比较，例如墨色变化是否像出于大家之手的行书，有大量古近代作品可作比较，收藏印有多少打歪7°，“甫”字七笔是否可能为《安刻》母本，是很容易的比较。作品与翁方纲手稿比较八印纪录不对，详细印文形体就不用比较亦知为伪，但比较后也就体会到晚清伪印的逼真程度，可能已用上了摄影铸板技术。

　　中国人富有尊师重道的传统，对先贤前辈所述敬畏有加，往往因不愿质疑而致成为盲从，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对“双钩填廓”的解释，把周克文所书文字归在谢公名下，文中未言明钩摹可分二纸就不考虑这可能性了，但坊间字帖制作经过多重手续，始于双钩原作，买帖学书者填廓摹写，用纸不一，人所皆知，何须理会谢公是否曾经有言？另一例是对张徐二公赞语奉如圣旨，不查究即广为引用，所见何物及意见基础也不详。《天际乌云帖》徐公定为“后代临摹本……手段拙劣，笔笔僵死”，此册为翁方纲所宝，因得之而自号苏斋，书斋亦取名宝苏室，徐公评其“不能从形体目鉴”，不识“慧、惠”“二字文义不能通”，但《康熙字典》释慧字：“又通作惠。《列子·穆王篇》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前汉·昌邑王传》清狂不惠。《陆机·吊魏武文》知惠不能去其恶。并与慧同。”想翁氏为一代大家，精通书法古文篆刻，成就在徐公之上，虽亦会失眼，是否会不识“拙劣”书法至视为至宝呢？徐公贬翁自许，提出唯一实据亦误，《天际乌云帖》可否因其自信眼光卓越而一言定伪呢？即使为伪，图⑥所选三字也可见墨色变化，为拍品所欠，即使徐公所见《功甫帖》为同物，能否因其一言而定真呢？加上大量有真凭实据的毛病，能作何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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