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具样式断代《写经罗汉图》
文/邵晓峰
编辑/陈桂湖
人物名片
邵晓峰,江苏省委宣传部授予的“首届江苏青年社科英才”、江苏省政府“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学术领军人才。南京市青年美术家协会主席、江苏省青联常委、江苏省青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徐悲鸿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江苏省社科联理事、江苏省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南京大学中华图像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南京林业大学教授、博导,艺术学院美术与设计研究中心主任。
导语
宋代以来,屏具所具有的如挡风、屏蔽、遮挡视线、分割空间、显示身份、增加家具陈设变化等功能被演绎得淋漓尽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宋人似乎更看重屏风位置的摆放,其审美、象征意义甚至大于实用意义,被赋予人格的力量,使之成为精神文化的载体。由此,屏风的意义被大大延伸,和唐代相比,宋代屏风形制有了更大进展,造型、装饰更为丰富。
荣宝斋拍卖公司曾拍卖过一幅古画《写经罗汉图》(图1),其右侧有启功先生于1982年的边跋,左侧有饶宗颐先生于1982年的边跋。此画也曾著录于《中国画》1985年第3期,黄苗子先生为其写有专文。
这幅以一位伏案写经的罗汉为题材的古代作品,立意不凡、画风严谨、技艺上乘、内容丰富,对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家具(如案、屏风)、建筑(如斗栱、瓦当)、书法执笔法以及画风与画法,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笔者本人就曾以其中家具的样式,将这幅《写经罗汉图》的年代断代为南宋。
《写经罗汉图》中的案是典型宋案
《写经罗汉图》中描绘了一位罗汉伏案写经(图2),他使用的这种案在我国的宋代比较具代表性。宋代之前,古人以席地而坐为主,故承具相应也较矮,到了宋代,不少案逐渐升高,有些在高度上和高脚桌并无区别。譬如,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十中所说“而其墓以钱塘江为水,以越秦望山为案,可谓雄矣”中的“案”就不会矮,因为缺乏高度是无法使人产生雄伟感觉的。
鉴于这一时期案的种类较多,而且与桌、几、台等承具有密切而复杂的联系,今人对它们名称的使用也比较混乱。为便于分类研究,宋代的案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类:
1。有矮足、近于托盘的承具。之所以称为案,是延续汉代以来的说法。
2。箱型结构(包括托泥结构)的承具。
3。足离承面四角较远的承具。这是明清以来形成的较共识的概念。
4。有织物自承面垂至(或近于)地面的承具。
其中,第四类的案,因织物遮挡之故,案的实际结构(如足与承面四角的近远关系)难以知晓,故织物在装饰承具时体现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使得承具更为统一、庄重。而由于它在宗教与政治礼仪上地位重要、用途广泛,所以这类案在现存宋代绘画中留下的形象最多。比如,其形象可见于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妙法莲花经·如来说法图》、北京门头沟斋堂村辽墓壁画《孝悌故事》、北宋画像砖《妇女烹茶图》、北宋佚名《报父母恩重经变图》、北宋佚名《妙法莲华经变图》、北宋佚名《十一面观音菩萨坐像》、河南洛宁北宋乐重进石棺画像《赏乐图》、南宋高宗书《孝经图》(办公案与车载食案)、南宋金处士《十王图》、四川泸县南宋墓石刻、南宋时大理国《张胜温画卷》(数量较多)等古画中。
由此可见,《写经罗汉图》中的案应属于第四类。它的承面在结构上使用是的“攒框镶板”或“攒边格角”,即由面框与心板构成案面,面框使用45度格角榫,且有通槽与心板相接,通槽留有充分余地,如此心板可不受气候干湿的影响而不易开裂起翘,不会造成家具整体体结构的松动和造型的走样。这种结构在宋代的承具、坐具、卧具、屏具等家具上得到大量成熟的运用,使家具的形体结构保持以框架为主体,取得整体式样与结构方式的统一,是我国传统木工工艺在家具形体结构演进中的一大发明,而“攒边格角”也成为后来明清家具工艺中的一个重要术语。
此外,此案自承面以下还有两层织物垂下,形成比较庄重的陈设效果,这在宋代案的图像中也是常见的。例如,《景德四景·契丹使朝聘》反映了宋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契丹使朝聘的盛况,这一重要仪式上陈列了10件案(图3是其中的6件),宋《重修政和证类备用本草》插图《解盐图》中的案(图4)则是宋朝官吏书写文书用的案。这些案在这一形式上与《写经罗汉图》中的案几乎如出一辙。
典型的宋代屏风
《写经罗汉图》中的写经罗汉身后还陈设了一件屏风(图5)。宋代以来,屏具所具有的如挡风、屏蔽、遮挡视线、分割空间、显示身份、增加家具陈设变化等功能被演绎得淋漓尽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宋人似乎更看重屏风位置的摆放,其审美、象征意义甚至大于实用意义,被赋予人格的力量,使之成为精神文化的载体。由此,屏风的意义被大大延伸,和唐代相比,宋代屏风形制有了更大进展,造型、装饰更为丰富。
具体就底座而言,宋代屏座已由汉唐时简单的墩子发展成为具有站牙、抱鼓墩、桥形底墩以及窄长横木组合而成的屏座,至此形成了座屏的基本造型。使得底座低窄、屏面宽大的屏风往往给人以平展稳定之感。在宋代,有一定地位的人家几乎均在厅堂内设置屏风,而且位置十分讲究,通常是将其放于厅堂正中,其余家具多以之为背景来做设置。
《写经罗汉图》中的这件屏风,边抹以45度格角榫做成大框,大框内镶里框,框内镶心板,上绘山水画,屏座以宋代流行的云纹站牙抵夹。笔者根据当时屏风的结构原理,并参照宋佚名《十八学士图·作书》(图6)中具有云纹站牙抱鼓墩屏座的屏风复原了《写经罗汉图》中的屏风造型。这种具有云纹站牙抱鼓墩屏座的画屏形式还可见于北宋张训礼《围炉博古图》(图7)、宋佚名《孝经图》、南宋萧照《中兴瑞应图》、南宋佚名《孝经图》、南宋佚名《韩熙载夜宴图》等画中。
斗栱和瓦当具宋代气息
《写经罗汉图》中还较为详细地画有作为建筑构件的斗栱、瓦当(图8)。就其中的斗栱而言,无论是左右的两个散斗、中间的齐心斗,还是下端的栱,其造型与结构均端庄朴素、稳重大方,具有典型的宋代气息。北宋李诫《营造法式》将这种斗栱结构形式称为“单栱支替”。另外,《营造法式》中的“重栱支替”(图9)以及其他更为复杂的斗栱形式也多以这种“单栱支替”为基础进行变化。
宋佚名《景德四景·契丹使朝聘》这幅纪录片式的画作,反映宋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宋、辽大事,较为客观地描绘了举行这场外交仪式的建筑场所的造型与结构。其中,也有对斗栱和瓦当的描绘(图10)。其斗栱的线条虽简括(因为画作尺幅小),但在基本造型与结构上与《写经罗汉图》中的斗拱十分接近。
至于《写经罗汉图》中的瓦当,上面绘有精美的莲花纹,则是唐宋时期盛行的佛教建筑装饰形式,由来已久。
根据以上对画中家具和建筑的研究,笔者最终将这幅古画的年代断代为南宋。
来源:《古典工艺家具》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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