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灭商后的初期阶段，其青铜器的造型和纹饰仍袭商代之风。至西周中期，周人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和审美特点。这时的青铜器其狞厉和繁褥的成份减弱，而写实和典雅的作品增多。“鱼龙纹铜盘”是河北发现的西周中期的典型青铜器，整个作品造型古朴大方，均衡对称，体现了实用之功效。腹外壁和圈足虽然仍饰一周夔龙纹，但已绝无狞厉之感。所饰首尾相接的鱼纹和蟠龙纹均神态和善，韵味十足，气势不凡。另外，象西张村出土的“臣谏簋”、也是庄重典雅、气韵生动，尽显燕赵所特有的王者之气和沉雄之风。从西张村青铜器的王者之气，到南伏城青铜器趋于写实化和平民化的风格，是西周青铜器审美变化和演进的缩影，他同样也是中国青铜艺术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玉器也是西周美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玉雕在中国源远流长，中国玉文化博大精深，从“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于玉比德焉”等古人的名句中就可看出玉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河北发现的西周玉器很少，元氏西村出土的玉器不容忽视。这些玉雕造型简约、粗犷、朴拙，从那简括的抽象动物造型和程式化的风格中，我们可以体味出一种均衡和谐之美与自然单纯之美。

　　博大、悲壮的春秋、战国美术

　　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周平王把都城从镐京迁到洛邑，标志着西周的结束和东周的建立，同时也标志着春秋时代的到来。春秋时代为中国第一个多姿多彩的时代，当时，王室衰微、五霸迭兴、诸侯竟敢问“鼎”之轻重，大夫的    越行为层出不穷。“礼崩乐坏”的局面标志着奴隶制已到末日，而封建制开始兴起。正是这种社会现象，引起了思想的激烈变化，产生了不同的哲学思想和不同的社会理论，并出现了朴素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冲突论争。老子那具有形而上特质和绝对精神色彩的“道”，孔子那强调内心修养功夫和伦理色彩的“仁”和“礼”作为这一时代的不同思想体系很自然地影响着人们的审美趣味和艺术创作。当时，周王室及王臣所铸青铜器在不断减少的同时，各诸侯国铸造的铜器却在大量增加。同时，青铜铸造技术也有了显著进步。在原来陶范法、浑铸法、分铸法的基础上，又创造了焊接法、嵌入法、失腊法、花纹印模等新的技术和方法。到春秋中晚期，这些工艺已达到很高水平，花纹之精美，拼合衔接之严谨令人惊叹。

　　伴随着社会意识的变化和进步，人们日益从巫术和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而，当时的青铜器开始从威严的礼仪功能逐渐向轻盈美观的实用功能转移。其纹饰也由狞厉向活跃，由单纯向繁复转变。神秘威严的饕餮纹兽面纹和简朴沉闷的窃曲纹、被细密严谨、雕缕工整的龙、凤、蛇等演绎而来的蟠螭纹蟠虺 纹等清新秀逸的形象所代替，运动感大大加强。纵观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大致可分为神化动物、写实动物、几何图案、人物生活情景四大类。

　　怀来县出土的“三角云纹盂姬匜”是春秋时代青铜器的精品之一。该作品整体造型浑圆、厚重，却又不失活泼和空灵。其龙的形态刻划非常生动。该器内底所刻铭文反映了春秋时代燕国与蔡国互通婚嫁的史实，是兼具历史与艺术双重价值的，不可多得的青铜珍品。而“交龙纹壶”则造型稳重，纹饰繁复富丽，是燕赵文化中的典型作品。而“波曲纹四耳鉴”，作为早期燕文化的主要作品，更以其厚重粗犷，纹饰壮观华美引入注目。另外，象“勾连雷纹鼎”、“蟠龙纹华盖方壶”、“鸷鸟尊”等不但是春秋时代燕赵青铜器的精品，同时也是中国青铜器设计以到出神入化境界的明证和经典之作。

　　历史进入到战国时期，七雄角逐，变法运动此起彼伏，诸子百家蜂涌而动并形成百家争鸣之势，新兴政治势力日益活跃。而在燕赵之地的赵武灵王军事变革和燕国乐毅改革均产生重大影响。而荆苛的易水决别更是沉雄悲壮，流芳千古。借当时的社会发展之力，燕赵美术也进入了他的又一个繁荣时期。在这个时期，燕赵南北在青铜器、陶器等方面均有精品出土。如出土于邯郸、石家庄的“蟠龙纹铜鼎”、出土于邢台南大汪村的“蟠龙纹方壶”、出土于易县燕下都遗址的“蟠螭立凤纹铜铺手”和“铜象灯”都是当时青铜艺术的精品。“铜象灯”是一件极为写实的青铜圆雕，大象平稳站立，长鼻高卷，双目圆睁，背负一圆形灯盘。这件作品整体造型浑厚壮美、古朴大方、颇具张力，是一件既实用又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青铜雕塑精品。“蟠螭立凤纹铜铺手”则是冷艳怪诞，气势宏大，造型如此巨大，如此精湛的铜铺手在国内实属罕见。

　　而在战国时代的燕赵美术遗存中，最杰出的当首推中山国出土的一系列青铜重器和黑陶精品。中山国是由世居西北草原的白狄族建立的一个少数民族小国，最初称鲜虞，后来改国名为中山，国都在太行山东则的平山县境内。中山国鼎盛时期，东北与燕国为邻，西、西北、南与赵国相接，位于赵国腹心之地。就是这样一个纵横160公里，方五百里的千乘小国，竟创造了无数让人惊叹的艺术珍品。

　　从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来看，中山国是一个耿烈、勇武、悲歌慷慨、富于想象和艺术创造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善于将中原文化和其它民族的优秀文化吸收融和的民族。正是这种民族特质，造就了中山国灿烂文化的内在基础。

　　中山国墓出土九鼎中最大的首鼎为铜身铁足，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的战国时期铜铁合铸重器。这件作品造型威严、浑雄、曲线合谐而颇具张力，透出一种静穆博大的气韵。它的珍贵还在于其鼎壁刻有469字的铭文，这是迄今发现的战国时期铭文最多的青铜器。战国时期，青铜器中具有雕塑意义的人和动物的造型数量很多，并且均精工、奇巧、华美，反映了当时的审美趋向。如中山国墓出土的“十五连盏灯”、“错金银龙凤方案”、“错银双翼神兽”、“ 错金银虎噬鹿”等作品均是战国时代中国美术的登峰造极之作。“十五连盏灯”将刻划生动的人、夔龙、小鸟、顽皮的猿猴巧妙地构成为一个整体，全灯如一株大树，错落有致，构思奇巧，充满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主义色彩。“错金银龙凤方案”则以龙、凤、鹿的变形和巧妙组合与穿插，构成了一个繁复、神奇、多变的立体造型。整件作品内收外敞、动静结合、疏密得当，气韵生动，彻底突破了商周以来青铜器动物造型的传统手法，是一件战国时代极其罕见的艺术瑰宝。

　　由于战国时代的社会形态和中山国的民族性情，中山国墓出土的动物雕塑作品均威猛、沉雄、悲壮。“错银双翼神兽”和“错金银虎噬鹿”虽然造型各异，但对动物和想象中的动物结构似有神会，都体现出强烈的动感和韵律感。由于夸张合理，充满自信，所以两件作品都具有一种独特的结构张力和精神张力。而“错金银虎噬鹿”更是用艺术的手法鲜明地反映了战国时代群雄并起，弱肉强食的社会现实。

　　战国时代中山国墓出土的黑陶也同样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陶器的最高水平。这些黑陶如“磨光压划鸭形尊”、“磨光压划纹黑陶鼎”、“磨光压划纹黑陶甗”、“磨光压划纹鸟柱盘”等陶器不但造型精美、构思奇巧、光亮如漆，而且具有高度的工艺技巧，这些美妙绝伦的作品是战国时期黑陶的代表作品。另外，当时燕国墓葬出土的“九鼎八簋”、“虎头形陶水道管口”等巨型陶器也均以其造型庄严、气势宏大的艺术感染力表现着燕赵人特有的精神世界。在中山国出土的玉器中，“雕花六博石棋盘”、“玉人”、“玉璜”、“龙形玉佩”等也非常精美。它们不但具有当时的时代特征，而且还蕴含着夏、商、周、狄和三晋等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文化因素。它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战国时代的燕赵文化是一个多民族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文化。

　　壮美、浑厚、单纯的秦、汉美术

　　公元221年，秦国灭韩、魏、赵、楚、燕、齐六国，统一了全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统一，因此也被史学家称为“万世开基”。在秦王朝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短暂的中央集权封建王国时期，燕赵之地并没有留下足以让世人赞叹的美术作品，而公元前202年，西汉重新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央王朝。汉代在政治、经济方面基本上承袭秦王朝的制度和政策，而400多年的历史，使汉代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和巩固秦始皇开创的伟大事业，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在汉初阶段，道家的黄老无为思想为统治者所提倡，并居于支配地位。在汉初特定的社会条件下，统治者所采取的这种无为而治，使农民生活比较安定，社会生产较易恢复，统治秩序也渐趋巩固。到文景时期，政治思想上出现了由无为到有为，由道家到儒家的嬗变。公元前135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取得独尊的地位。董仲舒主张“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形而上学色彩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在那个时代，道教和佛教及王充的无神论思想对艺术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但儒学的阳刚之气、浩然之气与中和之美对当时的艺术和美术创作所产生的影响无疑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从河北出土的众多美术精品中均可得到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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