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窦建德等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隋朝后期的腐朽统治开始土崩瓦解。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尽管唐朝天宝年间在燕赵这片热土上曾经历过8年血腥的“安史之乱”，但唐朝历时近三百年，其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又一个盛世。在唐朝，随着政治形式的变化，道教与佛教往往发生矛盾和斗争。李渊自称老子后裔，重道而贬佛，武则天为打击李唐宫室则重佛而贬道。唐玄宗时又抑佛兴道，当时的理学先驱韩愈也大力抨击佛教，有时统治者也调和道佛之争。但总起来讲，佛教在唐代广为传播。由于佛教、道教和儒学在当时的斗争中相互渗透，使佛教形成了许多宗派。禅宗在唐代分为两大支派，由于以慧能为代表的南宗顿说悟，成佛的办法简单易行，便于人们的接受，因此得到广泛的传播。而当时的临济宗与赵州和尚作为驻锡燕赵之地的禅宗大德对当时的佛教禅宗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唐朝的燕赵美术正是在这种既包含社会的繁荣，又包含血腥的政治斗争；既有佛教的兴盛，又有对佛教贬抑的多元文化背景的浸润中进行着自己的创作。我们从存世的“白石菩萨立像”和“铜鎏金天王立像”这两件典型而又优秀的作品中可以窥其一斑。出土于曲阳县修德寺的“白石菩萨立像”宽肩、丰乳、细腰。身躯的起伏转折微妙动人。从那丰腴自然的躯体、繁简对比强烈而又单纯的衣纹中，我们不但可以感受到佛作为神的端严，同时可以感受到佛作为普通之人的体温和生命之律动。就这一点而言，与禅宗的人间佛法一脉相承。而出土于定州市的“铜鎏金天王立像”作为佛教的护法神，雄壮威猛，怒目圆睁，四肢肌腱高高隆起，给人以骁勇、壮美之感。整个雕塑形体夸张，内力十足，隐而待发，呈现出一种不可一世的豪迈和磅礴气势，充分地表达了唐朝流溢于每一个人血液中的豪迈和自信。

　　在唐朝，我国许多地方窑场都生产白瓷，但以邢窑最负盛名，从而形成“南青北白”的局面。作为贡品的唐朝邢窑白瓷浑圆而饱满，单纯而富于变化，精巧而很有气魄。唐代饮茶之风日盛，士大夫、文人之间，更以饮茶为韵事，而白瓷最能衬托出茶的晶莹碧翠，所以得到推崇，并盛极一时。“白瓷蟠龙莲花炉”以其新颖别致的造型，堆贴并用的雕塑手段和雍荣瑰丽、浑厚大方的神韵成为见证唐代邢瓷的传世瑰宝。

　　公元907年，朱温建立后梁，中国进入了公开分裂割据的五代十国时期，五代十国是唐末藩镇割据的继续和发展，五代时期北方战乱不休，文化方面仍承盛唐余辉。尽管五代共计短短的53年，但却在燕赵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丰厚的美术遗产。在这个时期，不但造就了名震中外的沧州铁狮，同时诞生了荆浩、胡 襄这样影响深远的山水画大家和人物画大家。而王处直墓壁画也同样令人难以忘怀。

　　沧州铁狮长6.5米、高5.4米，重29.3吨。这尊用“泥范明浇法”铸造而成的铁狮昂首伫立，怒目傲视远方，巨口大张，背负巨大仰莲圆盆，凛烈威严，气势雄浑，在它面前，似有一种无形巨大张力扑面而来，给人以心灵的震撼。作为我国早期最大的铸铁艺术品，显示了在一千多年前我国铸造技术与造型艺术的高度成就。

　　荆浩作为成长于北方燕赵之地的一代宗师，创立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北方水墨山水画派。而他所著的山水画论《笔法记》对中国画的发展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那整肃、雄浑、静穆的北方山水画一改过去的绮丽和轻柔，从而开中国画大美、壮美之先河，并成为中国画的万世之宗。

　　“王处直墓壁画”不但有先以墨线勾勒而后赋彩的绘画方法，同时也有墨彩浑融的“没骨法”。线条刚劲流畅，疏密参差，措置有度。其仕女形象朱唇细眼，面庞及体态浓丽丰腴，雍容华贵，直接承袭了中唐以来张萱、周肪仕女画的风格。既使如张萱画仕女朱色染耳根的特点，在壁画中都有效法和承袭。所以说，王处直墓壁画对研究中晚唐和五代人物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另外，传为吴道子所绘的曲阳北岳庙壁画，胡 襄的《卓歇图》、《草堂十志图》、赵博文的仕女画、程修已的山水画和花鸟画，以及生动自然的“陶塑吹奏俑”作为唐朝和五代的优秀美术作品同样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穷理尽性的辽、宋、金美术

　　公元916年，一个包括多民族的奴隶主政权－－契丹政权，在我国北方出现。公元947年，契丹政权改称为“辽”。在中原先进文明的影响下，契丹过渡到封建制的进程加快。辽朝封建制的确立，使北方和东北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有了大幅度进展，为后来的统一创造了条件。由于辽朝的多民族特征，所以，在燕赵的美术遗存中，其作品基本上都透着浓厚的民族文化交融的痕迹。

　　儒学在辽朝倍受推崇。当时的佛教以华严宗为最盛，而辽朝境内的五台山是当时华严宗的教学中心。从宣化辽代墓群的《茶道图》、《星图》以及丰富多彩的服饰和散乐描绘中，我们不但可以感受到儒学对辽文化巨大的影响，同时可以感受到唐代茶道及其它风俗习惯对辽朝的影响。从《茶道图》我们还会发现，辽代的仕宦之家已备有自己的制茶工具，并且有专门的僮仆从事制茶，说明饮茶已成为北方人民不可或缺的一种生活需要。如此丰富、写实、生动的辽朝茶道壁画，在我国美术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它对我们研究茶道文化的发展与传播，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宣化辽墓壁画中的《星图》，更是集汉文化中传统的二十八星宿与早在隋唐时就随着佛经的翻译被引入中国的西方十二宫星图为一体，并将西方的星宿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三个星图均绘于墓室的顶部，顶为穹隆顶，作半球形。古人视天形圆如穹隆，而墓室穹隆顶绘星图，以表示墓主人死后仍如生时生活在灿烂群星之下。宣化辽墓壁画中人物众多，反映出的服饰丰富多彩，有汉式装、契丹装、妇女装、童装，不同民族、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社会地位等人物及服饰都有展现。宣化辽墓中，还有很多的散乐壁画，散乐作为大众化的乐舞，在辽代成为宫乐之一，这些散乐壁画生动地再现了当时舞乐的情景。所以说，宣化辽墓壁画堪称辽代燕赵北方地区人民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的历史画卷。另外，涿州的“智度寺塔”和“云居寺塔”、蔚县的“南安寺塔”作为具有辽朝典型风格的佛塔，造型挺拔优美，亦颇具盛名。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结束了长期分裂的社会混乱局面。封建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新的发展。宋代尖锐的民族矛盾，对宋代思想和文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以讨论理气、心性问题为中心的理学或道学成为当时哲学的主流。以儒学为根基的理学反对佛家和道家的虚无主义，但又吸收了佛、道思想中很多有用的东西，理学把“理”说成是宇宙的本源。朱熹认为理是“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是理的具体形态，属于“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当时由欧阳修领导的古文运动也对当时的文化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是理学的深刻影响和对格物致知的孜孜以求，使宋代的美术创作对造化的关注和研究达到了一个从末有过的高度。而宋微宗赵佶是其最典型的代表。赵佶自幼酷爱书画。他于政事昏庸无能，但于诗书画均有精湛造谐，人物、山水、花鸟无所不工，无所不精，因此，他也是北宋后期画坛的领袖。他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画院－－宣和画院，并主持编辑了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的《宣和画谱》。他要求画家们不但要向古人学习，更要向造化学习。他要求画家们画月季要表现出四时朝暮花蕊枝叶的不同，所以，当时画院的画家多崇尚精致细腻的工笔画风。赵佶的这种审美追求在其著名的《芙蓉锦鸡图》、《瑞鹤图》、《听琴图》等作品中都有鲜明的体现。在宋朝著名的燕赵画家还有许道宁、赵伯驹、赵伯  肃、赵孟坚等大家。许道宁被当时的人们认为是山水画家李成、范宽死后第一人。许道宁爱画秋江、雪景、寒林、捕渔等题材。他的作品峰峦峭拔，林木劲硬，自成一家。他的《关山密雪图》气势恢宏、笔法凝重，是北宋雪景题材山水画的经典之作。而赵孟坚作为宋代文人画家的代表人物，他笔下的水墨白描清而不凡，秀而雅淡，很受后世文人画家推崇。他的代表作《墨水仙图》布局完美、穿插有致、姿态优雅、独创一格，其用笔更是劲挺干净并透出一种少有的清气。而定州静志塔基地宫壁画和净众塔基地宫壁画也非常优秀，其壁画的人物刻画神态各异，生动传神，是所发现的北宋壁画中难得的精品。这些作品显示出当时极高的写实绘画水平。

　　宋代的雕塑与其绘画一样，继中、晚唐之后进一步世俗化和写实化。从我国最大的铜铸佛像－－正定隆兴寺“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可以看到，这时“神”的形象已更加人间化。铜像身躯高大、全身颀长、五官端庄、神态自然，显示出宋代工匠高超的造型能力和雕刻工艺成就。而出土于定州的木雕“力士立像”，整体风格准确而又夸张，整个造型威武凶猛、强劲飚悍、雄健有力、神采生动，是北宋雕塑的代表作品。另外，赵县“陀罗尼经幢”、定州“料敌塔”、正定“澄灵塔”、临城“普利寺塔”、“景州塔”、正定“隆兴寺”等建筑与造型艺术的完美结合同样具有深厚的审美价值而受到后人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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