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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都汉墓壁画”和“安平汉墓壁画”是汉代最具代表性的壁画。“满城汉墓壁画”继承了春秋战国以来现实主义传统，表现了位列三公的墓主及属吏在儒家所推崇的礼的规范下祈祷着天人感应的种种祥瑞。壁画为彩色，但以墨色为主，大多以墨线勾勒轮廊和形体，再平涂施色。最令人兴奋的是，在这里出现了写意画法，如大笔沾墨画人物衣着，挥洒自如，笔墨淋漓，并墨分五色，浓淡相宜。人物的面部用笔简练，生动而传神。作品整体疾迅酣畅，信手而成，是汉代壁画不可多得的精品。而望都汉墓出土的“人物鸟兽云气图”，同样是笔意简练，气韵生动，展现出一幅神秘虚幻，飘逸空灵的人间仙境。而这种充满动感的艺术特征也同样是汉代艺术的一个主要特征。安平汉墓壁画《出行图》描绘的是墓主出行的场面。其严格的人数、车数和排列顺序，无不透出儒家“礼”的实质以及“礼”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地位。《出行图》的构图和艺术语言单纯，画家特别注重画面的整体感，并侧重于情节和气氛的渲染，用笔简率迅疾，给人一种紧张热烈的感受。更由于车马人物繁复排列，从而具有一种声势浩大、宏伟壮观的艺术感染力。而安平汉墓壁画《建筑图》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界画。这幅作品不但规模宏大，而且掌握并应用了比较精确的焦点透视原理，这在汉代的美术创作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如果说河北出土的汉代壁画以宏大、自在和飘逸为主要特征，那么，河北出土的青铜器则以雅正、敦厚、静穆、实用为主要特征。“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朱雀衔环怀”、“朱雀灯”、“卧羊灯”、“乳钉纹铜壶”、“鎏金银蟠龙纹铜壶”、“错金错鸟篆文铜壶”等青铜器无不鲜明地呈现着这些审美特征。“长信宫灯”所刻划的宫女平静典雅、单纯深厚、华贵庄重，更由于其高超的艺术造型与实用功能的奇妙结合，而成为汉代十分罕见的艺术珍品。“错金博山炉”在一个26厘米高的香炉上，刻画出了一幅秀丽的自然山景和生动的狩猎场面，整件作品典雅精美，气韵生动并具有一种神秘的艺术感染力。汉代的雕塑艺术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时的雕塑风格基本上属于现实主义，但它的简约和凝炼使其具有一种浑厚、拙朴、宏大的气势和艺术张力。如石家庄小安舍村出土的“石雕人”、满城汉墓出土的“石俑”、阜城出土的“大陶楼”，以及石家庄北宋出土的“绿釉厨夫陶俑”和“绿釉陶猪”是其典型代表。“石雕人”用青石粗略雕出人体轮廊，用浅浮雕和阴刻线的方法表现出五官和其他装饰。造形粗犷拙朴、颇有原始气息，是汉代石雕艺术的优秀代表。“大陶楼”运用捏塑、堆贴、刻划等雕塑手段完成，整个作品单纯而繁复，严谨而粗犷，具有一种十分朴素而又宏大的审美品质，它无疑是汉代陶楼和雕塑艺术的上乘之作。“绿釉厨夫陶俑”真实地反映了庖厨劳作的情景，而且人物的气质、性格特征及神情动态被表现的异常生动并富于生气和活力。而“绿釉陶猪”则造型雄健彪悍，作品用夸张的手法将猪的野性刻画的栩栩如生，无疑是东汉动物雕塑的典范。

　　玉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既具有崇高的地位，又具有一种神秘色彩，人们认为它能除凶辟邪，带来福祉。所以，以金玉敛葬求身后不朽就成为汉代帝王的一种时尚。刘胜及其它诸王的金缕玉衣便是明证。汉代玉器可以说是对新石器以后各个发展阶段玉器文化的一个集大成的历史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玉器文化发展的最高阶段。在这个时期，礼器、配玉、丧葬和生活用玉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白玉龙纹高纽谷纹壁”、定州市中山简王刘焉墓出土的“透雕双螭纹玉壁”、定州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的“玉座屏”则以其精美奇妙的设计、优美生动的造型、流畅单纯的纹饰和精湛神奇的琢工而成为汉代遗留给我们最为珍贵的玉器，并在中国玉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汉代的金器以其掐丝镶嵌最为绝妙。这些技术标志着中国金器工艺已经脱离了青铜器工艺的传统技术，而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并达到了成熟阶段。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的“掐丝金龙”、“掐丝金壁邪”、“掐丝金羊群”是其代表作品。这些作品先用装饰有小金粒的金片衬底，上面用金丝掐捏成骨胳和双翼，然后在躯体上以金丝布成羽翅及花纹，再用金粟粒、绿松石、红玛瑙点缀全身而成。这些作品巧夺天工，以很小的形体刻画出一种或威武雄壮、或温驯可爱、活灵活现的动物形象，并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力量之美。

　　汉代的燕赵美术丰富多彩，它们或以气势、或以力量、或以动感等鲜明的艺术风格和审美特征印证着那个时代特有的人文精神和审美追求，并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美术遗产。

　　神秘静穆的南北朝美术

　　东汉末年以后，面对日益尖锐的社会斗争，玄学应运而生。玄学作为揉合儒道的思想体系，对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产生了很大影响。公元289年，西晋爆发了“八王之乱”，此后便开始了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分裂割据局面。北朝自公元439年北魏统一北方起，至581年北周灭亡止，历时142年。北朝到北周时期，社会政局比较稳定，经济发展，国力增强，为中国的再度统一奠定了基础。同时，十六国北朝时期也是我国北方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北朝时期玄学衰落，佛教和道教得到极大地发展。南北朝也因为佛学的兴盛和儒、道、佛学的大规模论争而呈现出战国以来又一次百家争鸣。所以说，南北朝时期，佛学在中国思想界起了开拓的作用。而达磨所创始的禅学融合佛道，因而成为北朝禅学的主流。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极大地影响着燕赵美术的发展方向。从而，以佛学和道教为本旨的美术创作成为当时的主流。

　　中国古代雕刻艺术到西晋、南北朝时期已进入全面发展的时期，特别是石窟开凿和佛教造像运动的兴起，不仅在题材内容上更加广阔，而且在人物造型上脱离了以前的古拙风格，到北朝后期，更达到了造型准确，语言简练的程度，这是中国人像雕塑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的一大进步。响堂山石窟雕塑是这一时期雕塑的典范。响堂山石窟分南、北及小响堂三处，现存大小石窟30余个，造像4300余尊。他始凿于东魏末年。主体完成于北齐时期。与云冈石窟窟廊过分装饰化、天龙山石窟追求外形秀丽的风格相比，响堂山窟廊更富于建筑趣味。他那三壁壁脚雕宝坛，坛上设宝座，座上雕佛像，改变了早期主佛多“席地而坐”的情况，是响堂山石窟的一大特点。而将石窟外观雕凿成四门塔形式，则是其独创的形式。南北响堂山石窟造像手法精致洗练，继承了汉代古朴、宏大、劲健的传统，明显地具有典型的燕赵精神特质和民族风格。其造型已由北魏时期的瘦长清秀转向圆润宽肥，面部丰圆适度，神情静穆，衣纹简洁流畅，轻薄贴体，克服了北魏造像衣纹两翼尖长、披覆整个佛像的程式化手法。并由强调线的造型，发展变化为以表现形体结构和自然形态为主。另外，石窟的佛像背光、拱门背光、门顶、塔顶的龙纹、火焰纹、忍冬纹等纹饰极富时代特色和地区特色。响堂山石窟作为我国现存最大的北齐石窟艺术宝库，不但继承了云冈、龙门、巩县的北魏传统，同时在与各民族的交往中也吸收了很多新的作风和方法，从而创造了北齐独特的风格和造像样式。

　　在当时的雕塑方面，磁县的北朝墓群和景县封氏墓群等地的陶俑也非常突出。这些墓群的陶俑出土数量达几千件，包括将士、仪仗、仆从、舞乐、车马等。这些陶俑或高大威猛、狞厉可怖；或体态婀娜，舞姿优美；均严谨而写实，生动而传神。这些陶俑大多数经过精心彩绘，细部勾画十分逼真。同时，少数陶俑还使用了贴金工艺。这些陶俑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当时的艺术特征和审美特点。而从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青釉仰覆莲花尊”造型挺拨端庄、谨严精美，有着极高的艺术水平，它无疑是北朝佛教艺术的经典之作。另外，从平山北齐墓出土的“按盾武士俑”威武彪悍、表情狞厉、神采飞扬、生动传神。在雕刻技巧上已达到极高的水平，堪称北朝雕塑艺术的精品之作。

　　北朝的燕赵雕塑艺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在绘画方面也有不可忽视的地位。磁县“茹茹公主墓壁画”、“北朝墓壁画”、“北齐高润墓壁画”为其最杰出的代表。在这些规模宏大的壁画中，不管是行进的仪仗队伍，还是神兽神鸟，大多为勾勒后赋彩，而且线条刚劲流畅，技法娴熟，画面整体效果气势宏大，境界神秘。在这些壁画中，湾漳大墓与其它墓相比，壁画气势最为恢宏，艺术水平也最高。这些壁画人物形神兼备、神兽威猛雄健，仙禽高雅而富于灵气。龙其是《神兽图》，其造型、构图与组合极富想象力，代表了北朝宫庭绘画艺术的最高成就。而高润墓的《举哀图》对中年男子特定境遇中神情的刻画维妙维肖，无疑是北朝人物画的代表作。

　　豪迈自信的隋、唐、五代美术

　　公元581年隋朝建立，从而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长期动荡不安的局面，华夏各族复归统一。在隋朝，佛教和道教得到极大的推崇。当时社会财富急剧积累，人民生活安定富足，因此有“开皇之治”之称，而隋朝留给我们最早的中国画《游春图》则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人们安逸富足的生活情景。展子虔的《游春图》以青绿着色，墨线勾勒，局部施之以金线，给人辉煌明丽、生机盎然之感。这幅开青绿山水之先河的经典之作以其崇高的地位被后世誉为“唐画之祖”。

　　当时的“鎏金铜释迦多宝像”和安济桥雕刻艺术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审美特点。“鎏金铜释迦多宝像”已从过去的清瘦飘逸转为丰腴宏大，并充满了清新开朗的气息和自信、豪迈的气度。而安济桥的雕刻艺术也十分精彩，桥栏板上的浮雕蛟龙造型俊逸奔放，雕刻手法概括而洗练。无不透出一种超尘拔俗的不凡气度和神韵，显示出匠师们高超的创造力和表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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